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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家活动
2009’中国商业银行竞争力报告(摘登)中
举办地点:北京·福朋喜来登酒店 / 举办时间:2009/08/15

四、货币政策的先紧后松使银行流动性最终满足要求,但对不同银行的影响不同

 

首先,宏观经济政策由适度从紧转为较宽松的货币和财政政策,迫使全国性商业银行在流动性管理政策上相应地做出应急性的快速调整。其次,一方面市场流动性因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而增强,但另一方面受金融危机影响,实体经济需求萎缩,商业银行资金合理运用的难度加大。再次,受全球性金融危机影响,投资收益降低,公允价值波动较大,部分流动性资产的变现代价较大。

 

2008年底,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流动性比率50.07%,比年初上升9.9个百分点(见图9)。存贷比69.2%,比年初下降3.3个百分点。12月底,商业银行人民币超额准备金率5.6%,比年初上升2.0个百分点。全部商业银行流动性比率均达到25%以上的监管标准,流动性管理水平总体上升。

 

先来关注贷存比。从全国性银行来看,除上年度唯一贷存比超标的深发展在2008年仍处于超标状态外,其余16家全国性商业银行贷存比均在75%的监管红线之下。工行等五家大型银行贷存比整体上相对较低,分布于51%64%之间,农行最低,交行最高,显示出规模较大的银行其流动性相对充裕。中小银行的贷存比一贯较高,2008年均在70%以上,其中深发展贷存比最高,为79%,与上年度持平;兴业最低,也近71%。其中,恒丰、民生距离监管指标已咫尺之遥。

 

再看流动性比例。同2007年相比,仅有恒丰和浙商的流动性比率下降,其余各行均呈上升态势。其中,中行、浦发均提高16个百分点,上升幅度最大;中信、广发、建行和民生也有10个百分点以上的升幅。全国性商业银行流动性比率整体上升的局面真实地反映了2008年下半年以来我国银行业在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下流动性相对充裕的客观现实。

 

全球危机进一步考验中国商业银行竞争力

 

一、全球金融危机下中国银行业现状分析

 

1、出口泡沫破灭冲击实体经济,银行呆坏账难以避免。

 

出口一直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引擎之一,20012007年间,中国GDP中出口份额从20%跃至36%,几乎涨了一倍,美国长期是中国最大的出口目的地,占全球GDP的比重已达18.2%的美国消费增速被突然拉低后,中国的出口主导增长模式也陷入困境。随着美国经济泡沫破灭,消费者去杠杆,中国产品的国际买方市场环境剧变,出口蒙受严重下滑。出口泡沫破灭冲击实体经济,传导至企业、大宗商品、就业等微观环节。

 

与金融机构可以靠政府印钞“撇账”来调整不同,美欧消费者去杠杆是经济行为的调整,老百姓只能靠自己舔伤口。失业率高企的情况下,只有节衣缩食被动储蓄,美国居民家庭储蓄率回升很快,2007年是-1.7%,2008年底上升至3.6%,现在是6.9%,不久将重新回到1996年以前的10%水平,并保持这个储蓄率23年,家庭负债率才能有效降下来。与之对应的中国出口贸易至少要萎缩到2006年的水平,距2008年高峰应有30%的幅度。也就是说,今后5年内,中国的出口都难以回到2008年的峰值了。相应地,随着出口萎缩,中国银行业将直面国内巨大的产能过剩的清洗,呆坏账率增加恐难以幸免。

 

2、超宽松的货币政策,银行信贷出现井喷。

 

面对国际金融危机加剧和国内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加大的形势,中国政府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先后推出了总额4万亿元人民币的经济刺激计划,出台了促进经济增长的十项措施,制订和实施了重点产业振兴计划。为顺应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各银行及时调整策略,取消信贷规模管理,及时跟进国家拉动内需的重点建设项目。

 

根据央行统计数据,2009年上半年,我国银行信贷呈现快速增长的趋势,由图1可以看出,2009年四月末,累计新增贷款已经完成了全年5万亿元的新增贷款额度计划;六月份的新增贷款再次飙升至天量的1.5万亿元,上半年贷款增量总计为7.3万亿元。

 

从增量结构上看,通过对16月份贷款增量结构的分析,至少可以发现三个方面的变化:

 

一是票据融资占比在年初急速上升。由图2可以看出,20091月份,票据融资达到6239亿元,接近去年全年6461亿元的水平,占全部新增贷款近四成,远远超过去年全年票据融资在新增贷款中近30%的比重。由于票据融资利率明显低于同期流动资金贷款利率,融资成本低,加之操作方式简便快捷,因而票据融资很受企业青睐。在年初不少企业竭力压缩存货的现实背景下,票据融资的市场需求更是显著扩大。而对于银行来说,票据融资尽管收益率低,但安全性强,风险可控;在优质贷款客户数量有限的情况下,为提高资金运用效率,票据融资也是银行资产业务的有利选择。然而,票据融资期限相对较短,资金难以进入实体经济。

 

二是三月份后中长期贷款大幅上升。以20095月份为例(图3),新增贷款构成中,中长期贷款占了一半以上,为51%。从信贷投向来看,各大银行的新增贷款主要投向了基础设施建设(“铁公基”)、民生工程、政府背景企业和项目,贷款期限向中长期贷款和政府支持的项目集中迹象明显。政府投资项目大都是中长期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期限较长,有的甚至长达10年以上,项目投资需要资金的持续投入。如果各地方借扩大内需之名,急于上项目和盲目铺摊子,没有做好项目的规划和资金的安排,“两高一资”项目就会死灰复燃,而且影响持久。如果信贷增长无法带动社会公众的消费需求增长,那么通过政府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是难以持久的。而且,这样的信贷结构会对实体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产生显著的挤出效应。

 

三是货币缺口高企,资产价格飚升。广义货币M2供应量的增速已经连续三个月位于25%之上,6月份M2攀升至28.79%,若全年新增信贷控制在10万亿元,广义货币增速全年应在30%以上。

 

假设以全年新增银行贷款10万亿元计算,估计投入基建项目的贷款总计将达4万亿元,剩下的岂能全部被疲弱的实业吸收?(2007年中国企业景气最好光景时期全年新增贷款也才3.6万亿元)很明显,相当部分涌进了股市和楼市。上证A股综合指数在过去8个月里涨幅接近一倍,1500只股票股价翻倍。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国平均住宅销售价格在15月也上升了22%,上海、北京、深圳、杭州等地房价却创了历史新高。

 

3 、国有企业在此轮投资中占了绝对主导地位,巨额的经济刺激计划难以惠及中小企业,中小企业的生存更加困难。

 

金融危机下,中小企业的生存十分困难。一是出口市场缩小,订单下降,开工不足。二是成本上升,利润减少,亏损增加,生产经营出现困难。三是融资特别困难,在危机时经济处于下行周期,银行提高贷款审慎程度,政府实行经济扩张政策时,资金主要流向了大项目和大企业,中小企业贷款难的问题反而比以往更为突出。粗略估计,今年一季度累计新增的五万亿元贷款中,中小企业贷款的增加额度约占5%,即使按照最乐观的估计,也不会超过10%

 

国有企业在此轮投资中占了绝对主导地位(图6)。虽然指导政策提出了要提高对中小企业贷款比重,但是实际情况是今年前5个月银行新增贷款的猛增对中小企业影响不大。一方面是订单减少,一方面是资金饥渴,中小企业的发展面临严重的危机。中国社科院中小企业研究中心的一项研究表明,有40%的中小企业已经在此次金融危机中倒闭,40%的企业目前正在生死线上徘徊,只有20%的企业没有受到此次金融危机的影响。广东、浙江、上海等沿海地区的中小企业受冲击尤为明显。

 

中小企业是一个多年来由于体制原因一直受金融机构歧视与冷落的群体。近十年来,中小企业这个创造60%以上GDP、吸收80%以上就业的群落,其生存环境在不断恶化。尽管在过去30年的改革中,我们从一开始就强调要实行“政企分开”、“简政放权”、“松绑让利”、“转变政府职能”等等,但是一个明显的事实是,政府支配资源的能力并没有减弱,近年来似乎有愈来愈强之势。政府通过各种方式控制土地、矿产等要素的价格,并控制着税收、收费、准入等对经济和金融活动有着绝对影响力的多种要素。掌握着这样一些被银行视为最值得信赖的抵押物,事实上政府就掌握了对金融资源的配置权。在这样的体制下,金融必然要与权力相结合,金融资源必然要服从于行政权力的配置。中小企业天然就缺少抵押物,银行又怎会愿意为远离行政权力庇护的中小企业放款呢?何况政府的救市计划和行业振兴计划往往是针对大的国有背景的企业或创造新的政府背景的项目,这本身说明大的有政府背景的企业或项目抗系统性风险的能力因为政府的保护而信用增级了。

 

从银行角度而言,作为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经济主体,尽管对中小企业收取的贷款利率比大企业要高,但是在员工、网点、操作等方面的分摊成本也要高得多,往往得不偿失,加之银行贷款期限与中小企业生产周期无法匹配、对中小企业贷款的风险难以控制等因素的存在,这些都不能不使银行“嫌贫爱富”,极力压缩对中小企业的贷款规模。从企业自身角度而言,中小企业的确普遍存在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资本实力不足、抗风险能力偏弱、财务制度不规范、信息透明度不高等问题,银行给中小企业贷款意味着额外风险的增加。在此利益冲突下,尽管各级政府出台相关政策对中小企业贷款进行扶持,但收效甚微。贷款手续繁杂、抵押和担保条件苛刻以及贷款成本太高,成了中小企业贷款难的三大“门槛”。

 

二、中国银行业在危机下的挑战

 

2009年初以来,银行信贷大幅激增,其带来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一方面作为积极的财政政策的配合手段,在经济衰退的背景下,有利于保八目标的实现;另一方面,信贷的过度膨胀也给银行带来一些潜在的风险,例如过度的信贷扩张和贷款投向亲政府化也有可能积累严重的系统性风险。增加产能过剩的压力、不利于结构调整,此外,产能过剩可能会带来企业扩张意愿下降,大量未进入实体经济领域但又要寻找机会的社会资金,将转战进入股票和房地产市场,由此会造成房地产和股票等资产价格泡沫。

 

1、过度的信贷扩张和贷款投向亲政府化使银行资产蕴含呆坏账风险。

 

从本次投资增长的结构来看,国有企业投资大幅增加,相反,民营企业及有限责任公司的投资反而出现下滑,因此贷款集中度有可能大幅增加。政府主导型的经济政策,政府刺激计划,在短期内在应对危机上确实能够取得一定成效;但政府投资主导的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如果操作失当也可能蕴含着较大的系统性金融风险。来自政府部门的投资需求具有不可持续性,如果居民部门作为最终消费者其收入在总体经济中的份额不断下降,需求和供给最终将无法平衡。从这个角度看,当前的政府投资能不能带动私人部门的投资、能不能切实转化为居民的收入和消费,将成为政府经济刺激计划成败的关键。

 

从不良资产与经济周期之间的历史波动轨迹来看,大部分不良贷款通常都是在经济景气度迅速上升时期投放出去的,一旦经济出现了较大起伏,高速扩张的信贷必然会产生大量新的不良贷款。如果进一步分析内地银行业历次不良贷款大量形成的原因,就能够得到一些启示:

 

内地历史上第一次不良贷款潮出现在1980年至1985年之间,由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有企业改革需要大量资金,而财政资金不足,出现了“银行资金财政化”的现象;据统计,1979年至1982年间,国有企业增加的700多亿元流动资金,其中超过70%是由银行提供的,财政提供的仅在18%左右。由于国有企业的根本问题没有解决,产品没有市场竞争力,当市场由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时,国有企业普遍出现困难,产生大量不良贷款。当时银行总体不良贷款率大致在25%左右。

 

第二次不良贷款潮出现在1992年至1995年之间,1992年起,内地经济迅速发展,1992年的GDP增长达到14.2%,同时银行贷款也迅猛增长,从1992年的26323亿元增加到1994年的40810亿元,两年增长超过50%。当时,国有企业运营效益极低,大量投资高风险和夕阳产业,大办三产或者大量投资于房地产业。此后,国家实施了严厉的宏观调控政策,在经济转冷后国有企业陷入困难,形成了大量的不良贷款。当时的银行总体不良贷款率重新回升至25%30%的水平。

 

最后一次不良贷款潮出现在90年代中后期,由于大量的国有企业陷入亏损,内地实施了国有企业破产兼并机制,地方政府在国有企业改制中往往有意拖欠银行贷款,采用破产逃避银行债务的方式,使银行贷款再次恶化。由图7可以看到,1999年开始的信贷控制政策使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迅速回落。据估计,当时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可能高达35%40%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实际上内地银行业历次不良贷款潮或多或少均与地方政府或国有企业有关。目前的国有企业与过去的国有企业不可同日而语,无论是盈利能力或是资本实力均有了显著的提高,但20093月,上海国有企业的巨头之一上海广电集团深陷亏损泥潭,直接牵涉至少8家银行的大额贷款安全的事件反映出,银行在与国有企业合作时,仍然要客观公正评估项目风险。

 

目前我国所实施的反周期政策在经济衰退时能够拉动经济增长,一旦经济复苏,新一轮的宏观调控就将再次挤压过剩产能,并导致严重的银行呆坏账风险。20世纪90年代经济下滑时期银行信贷急剧扩张之后所引发银行不良贷款率高企,可谓前车之鉴(图7,图8)。

 

此外,大规模的投资拉动可能导致地方政府对商业银行的信贷干预问题越来越突出,而与之相联系的道德风险将严重侵蚀商业银行的贷款质量。相比较于20042006年间经济高涨时期中央政府三令五申的宏观调控政策,地方政府可能更加偏好于在当前经济衰退的形势下可以全面主导经济振兴的过程。我们不难发现,2008119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扩大内需的十项措施和4万亿政府投资计划,而在随后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各地政府就提出了总额将近20万亿的地方投资计划,可见各地行动之迅速。

 

统计数据表明,今年12月,中央项目投资1070亿元,同比增长40.3%;地方项目投资9206亿元,增长25.1%,中央项目投资增速大大高于地方总投资增速。在整个第一季度中,中央政府投资仍然主导固定资产投资,数据显示,一季度中央项目投资 2107亿元,同比增长30.4%;地方项目投资21455亿元,增长28.5%。但是到4月份之后,这一形势发生了转变:14月中央项目投资3466亿元,同比增长29.3%,地方项目投资33617亿元,增长30.6%,地方项目投资增速超过中央项目;5月份的趋势更加明显,15月中央项目投资4734亿元,同比增长28.0%;地方项目投资48786亿元,增长33.4%(参见图9)。

 

值得注意的是,在当前经济衰退的背景下,中央出于刺激经济的需要,对地方投资冲动的监管力度必定会大大低于经济繁荣时期。这就使地方政府比较容易利用手中掌握的自然资源或其他方面的行政影响力吸纳金融资源。问题在于,尽管到目前为止中央和地方之间似乎还没有发生什么政策取向方面的分歧,但是可以预计,一旦经济复苏的进程开始明朗化,地方过度投资的问题和中央宏观调控的压力仍将逐步显现。对银行信贷来说,地方政府的信誉和还款能力一直是个问题,而银行在与地方政府谈判时通常处在劣势,难以按照客观的放贷标准和常规的风险控制进行管理,日后也往往可能会造成银行的大量不良贷款。

 

市场普遍认为,中国银行业20092010年将面临的一个主要挑战是信贷风险,这将是大多数中国银行上市以来首次面临挑战性的行业信贷周期。银行的资产质量在经济回落时面临挑战,但它的暴露却有时滞性。国内银行的展贷行为和不良贷款的划分特点使得一般情况下银行对不良贷款的确认会有半年至1年左右的时滞。国际银行业的历史同样表明周期中的小幅波动对资产质量影响并不显著,但经济调整的时间越长、幅度越大,对资产质量的压力越大。也就是说我国银行业2009年积累的风险有可能在2011年暴露出来。

 

2、银行信贷供给增长缺乏企业实体的长期支撑

 

我国实体经济尚未恢复,作为我国增长引擎的出口持续低迷,6月份中国出口总额为954亿美元,较5月份增长7.5%,较去年同期下降21.4%,但却是去年12月以来最高的月度数字。由于长期实施鼓励出口的重商主义政策,中国已经建立了庞大的出口部门。出口增长的下降必然造成经济增长下滑和失业增加,导致生产过剩。

 

私人投资仍然举棋不定,对经济未来走势充满了彷徨。他们对扑面而来的危机无能为力,根本不知道如何应对,倒闭、歇业、出逃、缩小经营规模成了唯一的选择;在中央政府力图将经济拉出泥潭的过程中,私人投资成了真正的“旁观者”,巨额的“铁公基”投资与他们几乎毫无关系,产业振兴计划的受益效应也非常的虚幻,有力使不出,有钱不敢使,前景不明,政策不清,陷入了特别的焦虑,这是二十年来第一次发生这样的景象——中国的民营企业集团在经济复苏过程中显得无足轻重。

 

目前私人部门投资疲软和开工不足的根本原因之一就是市场对最终产品的需求不足和信心不振,这主要不是由于信贷方面的制约造成的。在这种情况下,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是要解决好市场需求疲软问题,包括订单缺乏等实际问题,而不是如何让企业更容易获得银行贷款。

 

政府部门的公共投资在短期内创造了大量的信贷需求,银行体系内的票据周转也带来了流动性的繁荣,但如果这些不能有效的拉动私人部门的投资,就难以阻止企业资产负债表的持续衰退。对于银行来说,信贷供给缺乏企业实体的长期支撑,盈利能力最终会遭遇较大的打击。不仅如此,企业资产负债表的持续衰退,一定是与企业的偿债能力的持续弱化相伴相生的,这将大大增加银行体系的坏账。据此判断,如果国内经济恢复太缓慢,前几年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投放的大量贷款,产生坏账的风险会远远大于当前新增贷款的风险。破解这一困局,关键是要找准财政政策的着力点,一定要把社会投资带起来,赋予私人部门更多参与公共领域投资和建设的机会,让更多的企业受益。只有这样,才能最有效的提升社会信心,进而改善商业银行的信贷结构,有效的避免信贷投放的大起大落,确保金融体系的健康稳定运行。

 

在当前急需以内需替代外需的形势下,通过扩大内需来积极吸纳过剩产能、促进结构调整和优胜劣汰,这是我们政策的初衷。但是,令人担忧的是,应急式保增长固然成效显著,却加剧了部分产业的产能过剩。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信贷投放过多更容易推动各地的重复建设,盲目上马项目,甚至会使“高耗能、高污染”的项目死灰复燃。因为,从金融的角度来看,相对较低的利率水平与相对宽松的信贷政策,是形成产能过剩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中央和地方政府在机制与利益上目标不一致,短期的利益驱动就会扭曲产业领域的信贷政策和市场信号,大规模的资源错配风险就会上升,扭曲的信号和资源配置将会保护落后产能,这样就很难达到产业整合和升级的目标。

 

产能过剩的情况如果继续蔓延下去,无疑会加大以后的调整难度,延长调整时间,令今后的结构调整付出更大代价。目前的信贷膨胀实际上造成了去库存化与库存增加的矛盾。从政策角度说,扩张的正确方向应该是通过政府投资,消化库存,消化部分过剩的产能,为企业进行结构性调整提供较为宽松的需求环境。在资金比较充裕的情况下,企业自身调整的动力将会大大减弱。一些企业,特别是国有资本或者政府背景的企业,即使自身的经营能力下降,也可能靠融资来维持企业的运转,目前内地的企业已经出现这种迹象。

 

3、信贷过度投放催生的资产价格泡沫潜藏银行危机

 

在全球股市普遍低迷的状态下,我国资本市场则掀起了强劲的上涨行情,上海股票市场综合指数在过去6 个月里涨幅超过60%1500只股票股价翻了倍,而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国平均住宅销售价格在15 月也上升了22%。由统计数据可知,现在不仅是北京,上海、深圳、广州几大城市房价大幅度反弹,个别二三线城市甚至出现了月两位数字环比增长。房价暴涨、地价狂升、股价猛涨的局面又重新出现。对于股市和楼市的上扬,除了国家一系列“保增长”利好措施刺激外,其中也不排除会有一些信贷资金进入到了资本市场。实体经济还没有走出谷底时,股票价格大幅上涨蕴藏着巨大的风险。

 

由于实体经济部门缺乏良好的投资机会,投机成为可选操作之一。假设今年全年新增银行贷款能控制在10 万亿元,估计投入基建项目的贷款总计将4万亿,过剩的实业哪能吸收那么多剩余贷款(2007年新增贷款也才3.6万亿),相当部分涌入了股市和楼市。可以设想,一家企业同时面临低成本融资的便利性和生产性投资渠道缺乏时的现实选择——不如在资本市场上赌博以保持盈利。于是,房地产价格走高与股票成交量放大便不足为奇。

 

同时,低利率显著推动了居民的资产持有偏好从银行存款向资本市场的转移。从图10可以看出,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我国居民储蓄存款在经历了几个月的增量环比上升后,20092月以后增量回落。存款少增往往意味着投机性的增强,如果企业与居民同时进行运用信贷和存款资源的高风险资产操作,则资产泡沫化将可以预期。

 

美国次贷风暴带来的全球金融市场的震荡提醒我们,要对资产价格泡沫予以高度重视。特别是资金在房市和股市之间相互融通,更值得倍加关注。资金的相互融通在放大银行信贷风险的同时,也在放大整个金融市场的风险。信贷扩张虽然不是资产泡沫产生的充分条件,但却是资产泡沫不断膨胀的必要条件。如果没有信贷扩张的支持,资产泡沫的膨胀就不可能持续。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信贷扩张会从两个方面推动资产泡沫的形成。首先是从银行的信贷量来看,信贷的扩张将会大大带动相关产业的投资热度,创造泡沫生成的外部环境;其次,从银行信贷结构变化来看,企业在这一时期容易获得借款,而我们知道,对这些企业的放贷会大大增加资产泡沫。在泡沫形成过程中,银行等金融机构往往会增加对一些投机性企业,如金融公司、房地产公司等的信贷投放,大量资金流向股票市场或房地产市场,导致资产价格迅速上升。

 

房地产泡沫膨胀时,商业银行的信贷扩张往往和房地产企业基本面相互促进。资产泡沫的膨胀导致房地产企业融资能力的提高,比如,商业银行对房地产商进行抵押放贷,由于贷款的规模在发放时是根据资产市值的一个比例确定的,在房地产价格不断上涨时,房地产企业的抵押品市场价格上升,房地产企业利用这一提高的融资能力获得更多的信用支持,更强化了市场对企业未来盈利前景的预期,而这种预期相应地又推动了资产价格的上升。由此,我们不难发现,在资产泡沫膨胀时,资产泡沫的膨胀与银行信用的扩张之间呈现一种正向的相互促进、相互推动的关系,即表现为:信贷扩张催生资产泡沫,资产泡沫推动信贷扩张,信贷扩张进一步催生资产泡沫,在这种相互促进中形成一种“自我增强”机制,如此循环往复,泡沫将膨胀到一个惊人的地步。如果房地产泡沫破裂,则可能发生银行危机。事实上前几年房地产市场信贷扩张造成的风险已在近期暴露。在已获得的资料的五家上市银行中(表1),20082007年年报显示房地产开发已成为这些银行不良贷款率较高的前五大行业之一。银行目前对这些还没有消化,目前天量信贷下的房地产火热又会催生下一批房地产不良贷款潮。(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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