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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来了!”遐想—“思想月月谈”之三
作者: 高续增 / 时间: 2009年 8月号

   

现在,全世界都在感受到“中国来了”。一本“中国不高兴”让人们产生各种感想。如果放在50年前或100年前,谁管你高兴不高兴,你的土地我们可以分割,你的人民我们可以奴役,你的文化精华我们可以盗掘,你发出的声音我们只当成呻吟和叹息,没有必要回应和搭理。

而今,中国来了,谁不知道应当起立让座报以掌声,谁不想听听她的意见和呼吁,谁不期望中国的到来能给自己有利的商机和启发?又有谁还以百年前的那种鄙视傲慢来抬高自己的文化帝国主义的优越感?

是的,中国来了,以她特有的方式,她不是以坚船利炮和响彻云霄的惊雷作为先导的,而是以默不作声的“中国制造”开始走上世界经济政治舞台的。曾几何时,艾伦·杜勒斯等实干家兼理论家幻想着中国和平演变成市场经济国家,期望着中国按照他们的行为方式做生意,做外交,做文化,他们以为,只要中国这样做了,他们的自由世界将更加丰富多彩,他们的理想和信念将被证实为更加神圣和正确。但事实是,与西方给东方人带来血与火不同,中国人此时带来的是让西方人难以言表的复杂感受,有欢娱,有苦涩,也有某种说不出来的怨气,他们的动荡、失衡,乃至惊慌失措,都含有对中国人的异样情绪?

我编了这样一个小小的旁白。——一艘通往彼岸的渡船,主人们为它的完美而自豪,他们以为这是人间的诺亚方舟,他们自信它能容纳世界上所有皈依上帝的子民,他们大声呼着:“上来呀,这里有可口可乐,有好莱坞,有宝马宾利,还有谷歌和苹果,?来呀,这里是自由的天空,这里是享受的乐土。”上个世纪下半叶,当一个个“小个子民族”登船以后,世界展现出历史上空前的繁荣,主人们高兴极了,产生了极度的文化优越感,一时间,那“诺亚方舟”成了人类驱赶末世恐惧的福音,整个方舟上的人们为这些成就欢欣鼓舞。连登月都实现了,世界还有什么难事吗?

    到了90年代,而当一个伟大的民族刚刚把一只脚踏上这个“方舟”时,那条看似硕大的巨轮的吃水线就一下子没入了很深的水下,“方舟”剧烈地摇晃起来,先登上方舟的那些人也开始惊叫。个别不友好的声音出来了,什么“不按规则出牌”等等。

来者说:“我们是受邀而来的,我们是按双方艰苦谈判后达成协议办事的。”

其实,方舟上的人们中,不少人享受着新来者的光临所带来的红利,他们只偷着乐;当然,也有一些人在与新来者的竞争中而失去了饭碗。

这就是我编造的一个寓言。

中国人登上诺亚方舟,将是影响整个21世纪的伟大事件,所造成的影响和震荡将延续半个世纪以上。

那么,怎样从更深层看待这一伟大事件呢?

中国,曾被中国人称为“天下”。在这里,四周被天然屏障所阻拦,北部寒冷的莽原,东方是浩瀚的大海,南部是酷热的瘴气笼罩的丛林,西边是无边的干旱戈壁。中国人在马蹄时代里用文化统一了这土地,以文化认同立足了三千年之久。车轮时代到了,中国人的天下观露出了马脚。先行者开始质疑中国文化。民之国的根本,是共和。但走上共和这个形式是较易的,而实施共和的内容,还要做许多铺垫,什么驱逐鞑虏,什么十年训政,什么开国会,什么选“国大”。形式上尽可以亦步亦趋,外部特征也可以惟妙惟肖。但在中国,当大多数人们的思维仍在“华夏一统”的禁锢中时,所有的过程,都成了过场。

回首看来,当年孙中山先生的“建国大纲”可谓高屋建瓴,连现在的十大港口的建设,三峡大坝的选址都想到了,但是那只是他在檀香山养成的想象力的产物,可以说是空中楼阁;而蒋中正先生的“五院体制”、“国大竞选”虽说是出自从东邻那里学来的逐步西化美好愿景,现在看来更像是一出闹剧。

“当民众不觉悟的时候,领袖的首要作用是教育民众。”这句话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是带有儒家“天下己任”的意味并不符合现代民主理念,但是在中国,这种几千年“认人不认理”的国度里,“解铃还须系铃人”,必须先有“圣人”出,“圣人”的自我凡人化,才能现身说法。而且,这个过程,不像是学校教育那么有条不紊,其过程也远不那么迅捷、那么简单。

读顾准时,我总想提问他:——希腊城邦政治固然看起来很美,但在一个广袤万里,亿兆民众长期盲目地崇拜权威的国家,那种民主意识能“移植”过来吗?——用什么方法(开会?辩论?投票?),用什么手段或工具(例如国会那样的所谓“公器”),以及在什么共同语言和政治利益基础(儒家理论行吗?)上进行观点交锋?在那个年代(虽仅仅是几十年前),那不是正版天方夜潭吗?

现在好了,我们终于跨过了最尴尬的时代,中国是幸运的,中国人是幸运的,与改革开放同步,被叫做“知识经济”的信息革命带来了超乎经济与技术的飞跃。人们的观念变了,不如此,中国人会为“中体西用”还是“西体中用”而争辩不休。

有谁能想到,信息时代的降临尤其是互联网的应用,对发生地美国影响无疑是巨大的,但那只是一种推力,对他们的社会变化起着量变的作用,但对中国来讲,则是促生着社会的质变,就像爱因斯坦的那个著名公式所揭示的那样,质量的嬗变与数量的增减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换一个角度观看,“中国观念”代表着什么?

我说“中国观念”是有价值的,只是它的价值被中国人抬得太高,甚至到了吓人的程度。1793年乾隆皇帝自信地对玛噶尔尼说:“我朝宗法,中外一体”。他老人家有资格、有本钱这样认识:制度是有终极的,那就是中国的制度,认识是有终点的,那就是中国人的儒家理论。那时,中国人似乎有资格有本钱那样做,那资格和本钱,就是中国有占全世界三成的物产,有全人类的三成人口(中国人一向把人多视为自豪)。

但当时实力虽然处于下风的西方人以无休止的躁动,永恒的怀疑精神质疑一切成见、一切理论,才有了今天的现代社会理念。它的来源是古代希腊的辩论传统和文艺复兴的思想解放。但只有人们踏塌实实地把人类所有文化成果统一到一体中去的时候,世界(或人类)才能进入到这个新纪元中,那个统一体就是现在初有雏形的人类“现代文化体系”。现代政治学家会与物理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一样,用“逻辑”为手段,统一了基础理论和实际操作理论,──现代社会因此而降临。

话又说回来,在这个变动过程中,中国处于什么地位?

中国对世界进步和现代社会的建立,最大影响是中国的“文官政府”。在没有从中国引进文官政府的社会实践以前,西方的神权和君权只体现于宗教认同、赋税分摊和对外防卫。中国的文官政府理念传到西方后,“国王的奴仆” 才据此逐步战胜了教廷的淫威,逐步走上执掌社会权力的地位,但在民众面前,他们的身份仍然是奴仆(公仆)。所不同的是,在中国人看来,中国的文官政府是长辈一样的“父母官”,敬之恐不及。而西方的政府官员是一群 “夹着尾巴做人”的仆人,稍不如意,就得卷铺盖走人。他们可没有铁交椅,那顶“乌纱帽”也根本没有什么威严。

认识的分歧点就此开始。

在中国,由于儒家文化的浸润,政府插手商务、干预经济、调配社会一切资源,完全是天经地义,有中国人的“经济宪法”——《盐铁论》为据。而在西方,自从凯恩斯以后,政府才有了敢向市场“伸手”的理论依据。

中国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概念就是从儒家那种“天下己任”的精神演化而来的。往更深处说,中国特色之“特”,说白了,就是政府握有几乎无限的权力干预市场,而民众对此予以认可。

中国人登上了“诺亚方舟”,但是就是这样带着中国人的这样传统观念而登上船的,这就造成:虽然说着同一件事情,内里却有不同的语境,这就难免让西方人心悦诚服地接受现实了。许多事情如果从这个起点分析,就能看得清楚一点了,例如力拓事件,汇源事件,?。

追究这些事端的产生,可以归结到对一个词的理解:市场。我们政府在这个辞藻上常常表现出两面性来,对内说我们的市场是社会主义的市场,对外就从来不使用这个有定语的名词。市场果真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分么?如果说,纯粹的市场就是指有清晰产权的经济主体所组成的公平交易的市场,那么,市场哪里有姓社姓资之说?如果把政府有权干预的市场叫“社会主义市场”,那么只能是一种“不完全市场”,“不完全市场”这顶帽子,我们曾多次否定过,谁这样称呼我们,我们就跟谁急。可是实际上,由于我们的大传统(2000年的传统)和小传统(50多年的传统)都造成了这样的事实:许多有限的社会资源(土地、矿产、能源、相当大的一部分劳动、甚至最新的高科技产品——短信服务等等),它们的价格都不是市场决定的,这样的经济体,怎么能不让人家对我们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产生怀疑呢?

我们政府这样对经济的干预,与传统意义上的垄断还不一样,因为政府根本不是市场系统里的正常一员。我们现在之所以能创造出“经济奇迹”,应当自知:是外部市场给了我们许多自身所不可能产生的东西:价格体系、(政府和企业的)核算体系以及至关重要的金融体系。如果没有了外部的真正的市场经济体系,就连我们的燃油价格也无法确定,别的还从何谈起呢?

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还有一个内容,就是所谓“国企”的领导人在政府的保护下以非市场经济的手段攫取私利。最近发布的《国有企业领导人廉洁从业若干规定》针对的就是这个漏洞。

因此,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理论上和实践方面都有缺陷,无论从时间上看,还是从空间上看,它都是一个过渡,千万别把它想象成一条真理、一成不变的原则。在不断改造我们的文化传统的同时,我们的政府行为将会变得越来越“无为”,我们的经济体制也终将会向着真正的市场经济方向转化的。

说到这里,读者会问:“这个遐想还有没有边际?”

是的,这本来就是一个没有边际的话题,无法彻底说清。

笔者在文章开头铺垫的引子,充满了民族主义者的自信,如果这样一直说下去,就成了一般的“粉丝”,没有思想,没有头脑,人云亦云。真正的自信者就应当洞察精髓里的根基。我们中国人内部的东西(传统精神和民族文化),它的局限和短处,只有我们中国人自己最清楚(千万别为了挣几个小钱到处忽悠,到处“宏扬”),如果我们一看到外人面对我们的“成就”惊愕了,自己也飘飘然了,到头来总会露出马脚的。笔者在此处提醒读者:为了最终我们不至于收获尴尬,当此时我们看似顺风的时候,加紧学习,尤其应当思考我们经济体内那些缺乏市场经济因素的基本构件和构成它们的观念,这可是一个长期而且艰苦的学习过程。

中国人应当深沉些、深邃些,一个大国,一个文明之邦,就应当由执著于学习和不断思考的人群来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