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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放松民营银行设立限制的几个问题
作者: 王松奇 / 时间: 2013年 11月号

1020日晚,北京电视台邀我去台里做一期有关民营银行的节目,我是三位被邀嘉宾之一,另两位嘉宾是温州商会会长周德文及工商银行总行城市金融研究所的一位金姓小伙子。北京电视台本来是希望我们6点半到,化妆沟通1小时,7点半开始录制,大概一小时即可完成。但那一天的结果是7点半才开始,一直弄到近夜里十点才结束。

做这个节目之前,我也听到关于放松民营银行设立限制的风声,但人们到底怎么想怎么看,特别是那些有强烈民营银行申办欲望的民间资本代表者他们都有哪些诉求?我确实不甚了了。在北京电视台做节目的两个半小时里通过和周德文等一起做讨论节目,通过和北京台的节目组人员沟通我陡然收获了许多。我觉得,在当前这种近乎发烧的申办热潮下,应当厘清如下一些问题:(1)什么是民营银行?(2)大家为什么热衷申办民营银行?(3)允许民间资本发起设立民营银行到底有哪些积极意义?(4)降低银行业行业进入门槛需要哪些配套制度设计?(5)机构审批权可以下放给省政府吗?(6)怎样处理中国现阶段金融改革存量和增量的关系?

首先,我简单说一下民营银行的概念。我个人认为,一个银行的所有制属性只有一个标准即出资人状况。通常情况下,主发起人和主要出资人大体一致,1996年由中华全国工商联负责组建,59家单位作为发起人创立的股份制商业银行—民生银行,是中国大陆第一家由民间资本设立的全国性商业银行。也就是说早在1996年,中国就有了最具典型意义的民营银行了。说到这里还有如下一个插曲。做节目时,周德文自始至终慷慨激昂一气神侃,在说到民营银行定义时,他说,什么是民营银行?不仅要看发起设立人和出资人的状况,还要看经营权是否由出资的民营资本来控制,只有所有制经营权统一了才能叫真正的民营银行。我当时轻描淡写说了几句,大意是:所有权经营权分离是世界性普遍现象,委托—代理关系从理论到实践已相当成熟,民生银行的董文标、洪崎等都是优秀的银行家,但他们在民生没有股份只是职业经理人而已,民生银行的出资人刘永好、卢志强、张宏伟等从来没想过要插手民生银行业务经营。正因为这样,民生银行才创造了中国银行发展史上的一个神话。

其次,为什么会出现一窝蜂似的申办民营银行这种现象呢?在座的两位嘉宾对此分别做了解释,周会长的解释是民营资本看到了民营企业在国有银行垄断银行业背景下的融资难状况,因此在政策松动时挺身而出自办银行,民营银行服务民营资本,小银行服务小微企业解决中国金融体系这个现实矛盾;嘉宾小金的解释是许多申办企业特别是一些电商企业多年来积累了大量的客户数据,它们申办银行可以更好地发挥自己的资源优势,延伸拓展自己的业务领域。节目主持人转而问我说:“王教授,你怎么看民营银行申办热现象?”我说,分析这个现象的产生原因可能有十条、二十条,但最根本的就是一条:办银行赚钱!民生银行就是个活生生的例子,投资民生银行的原始股东刘永好、卢志强等因为民生银行一下子成了巨富,这比一百本教科书都有说服力。银行现在还处于高利润行业周期,所以大家才争先恐后地申办民营银行。申办民营银行的民营企业除了赚钱外有没有高尚动机呢?肯定会有,我们可以举一个极端的例子,假设明天国家突然宣布中国放开博彩业限制,申办银行和申办赌场只能二者择一,现在有100家民企申办银行,其中恐怕有99家会转向申请开办赌场。为什么,因为办赌场比办银行赚钱更容易。所以说一千道一万,想赚大钱是民企申办银行的根本原因。

再次,我们分析一下降低银行业进入门槛的积极意义。从最近一段时间决策层的意向说,降低金融业门槛,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已成为既定国策。习近平总书记在726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做了一个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讲话,讲话中金融内容占比较大,关于今后的金融改革任务有4条,其中第二条就是降低金融行业门槛问题。由此可见,中国下一步金融改革在内容设计上基本上是按照金融自由化的思路,从放松管制入手,实行利率市场化、放开资本项目限制、降低金融业行业门槛、鼓励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用这样的系列改革措施提升市场机制在配置资源方面的积极作用,激发经济的内生动力,这是从战略意义上考察。从结构调节意义上分析,引进民资办银行就是弥补现存金融体系的结构性缺陷,解决“三农”领域、县域经济、民营科技及小微企业金融服务供给不足的问题。如果这个着眼点是确定的,那么,新获批的民营银行就不应当设在银行已多如米铺的一二线城市,而应当是三四线城市特别是县域这类国有银行纷纷撤点儿的城镇。如果以一二线城市为注册地,那就一定要突出结构特点和特殊服务功能,例如中关村发展申办以科技创新企业为主营服务对象的科技银行,我觉得就应该支持,其他的纯粹属于编故事讲故事一类的申办理由都可以置之不理。民营银行即使放开也只能着眼于其或空间或功能的“短板弥补”意义,这应该成为一个原则。

第四,一说到民营银行,大家情不自禁就想到风险。中央文件中也特别强调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风险自担”的问题,这似乎有些多余,金融机构作为市场经济中的营利主体,无论所有制属性为何,按道理都是风险自担的,但从历次的金融危机中我们业已看到,一个机构一旦规模到了一定程度就会出现“大到不能倒”的问题,因而解决“大到不能倒”的问题就成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一个重要监管研究课题。中国如果一下子冒出许多新设的民营银行,按一般道理,金融风险可能会加大,因为银行的风险管控水平与其成长发展的成熟度有一定相关关系,但这不应成为我们推迟改革动作的理由,如放开民营银行一定要等到存款保险制度、金融破产法、金融业并购法等各类金融法规基础设施建立完成之后,因为法律基础设施建设的周期通常较长,改革步伐就会明显放缓,因此完全可以采取边干边完善的做法,我们不是有邓公倡导的“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传统吗?

第五,既然放开民营银行的事可以先干起来,那么审批权可以下放给省一级政府吗?将审批权下放这是周德文会长的强烈意见,他为此项表达在激昂情绪中甚至夹杂了些许的激愤色彩。北京台当主持人有意“挑动群众斗群众”地问我:“王教授,你怎么看这个问题?”我知道电视节目制作人的用意,为了使节目好看,他们都喜欢节目现场出现针锋相对的辩论场面。不过,我也是出于本心即不管有无辩论对手我一贯这样认为:民营银行审批权绝对不能下放下发给省级政府,一旦下放给他们就会天下大乱。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中国整顿金融秩序的基本做法就是金融资源控制权大幅上收到中央,中国系统性金融风险大幅下降与这项权力上收举措有直接关系,如果现在再把民营银行审批权下放给省级政府,各个省级政府就会出现牌照资源争夺竞赛,“一放就乱”的现象必然出现。我先引用了米尔顿·弗里德曼的一句名言:“世界上最大的坏事,都是好人干的。”我说:“我认为,中国的地方政府就是这样的好人,想一想,看一看,雾霾天气、环境破坏、产能过剩、资源透支等等所有这些哪一条哪一项不与地方政府的资源竞争业绩竞争大有关联?所以,民营银行的审批权要在中央,即由中国银监会控制,不能大权旁落。”

最后,还有一个具有颠覆意义的问题,即目前中国金融改革的重点在增量方面还是存量方面?我们都知道,新设民营银行包括批准各类新型金融机构开放各类市场等等都属于增量改革,但我个人认为无论从战略还是从策略角度说,目前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经济成长更能起到立竿见影作用的恰恰是存量改革,即着眼放松管制特别是减少行政干预最大限度地释放现有金融机构组织体系的潜能,让现存的已经很成熟很市场化了的银行尽可能发挥创造力拓展服务功能为实体经济服务、为中国的发展方式转型的大目标服务,这才是决策层应当作为重中之重的事情。新设民营银行当然也可以作为经济再平衡、结构缺陷弥补的一个手段和工具,但哪个银行从设立到成熟不得个十年八年功夫,如老百姓所言,到时候黄瓜菜都凉了!所以我认为从中国目前国情出发,金融存量改革比增量改革更为重要,而存量改革的要义是放松管制,特别是监管中的去行政化应成为首先解决的问题。

那天做完节目到家已经很晚了,近夜里11点时收到北京台“财经锋汇”制片人梁岚同志的短信:“王老师好,非常感谢您参加锋汇的录制,您的专业睿智不仅为节目增加了厚度和深度,更让有些枯燥的内容生动起来,谈笑间直指问题的关键?”这个梁岚,还真有些辨识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