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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金融生态环境将发生十大变化
作者: 阙方平 / 时间: 2014年 3月号

金融有着类似生态系统的特征——要将一个脆弱的、初级的系统发展成为一个稳定的、与外部繁荣共生的系统并非一日之功,而打破原有平衡、重新建立一个更好平衡也并非易事。这就是我国金融领域众多问题虽广受诟病,但一直难以改观的根本原因。不过自从大数据时代来临和党的十八大之后,我国金融生态系统的三个核心要素——金融环境、金融物种、金融生态规则正在发生剧烈变化。

以海量数据的存储和应用为特征的大数据技术,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来临。它解决了以往交易中信息不对称、交易成本过高、资源不能最大化利用,以及无法开展大规模协作这四大问题,正在颠覆包括金融在内的众多传统商业模式,催生了十大新的“金融物种”,分别是:第三方支付、P2P网络小额信贷、众筹融资平台、虚拟货币发行商、金融产品搜索平台、P2B、互联网银行、互联网保险、互联网金融门户、节约开支方案公司。与此同时,金融生态规则即将发生十大变化:“长尾理论”取代“二八定律”,“上善若水”取代“赢者通吃”,“协作共赢”取代“同质竞争”,“无边界经营”取代“有界经营”,“信息资源为王”取代“金融资源为王”,“智者为王”取代“大者为王”,“个体风险定量”取代“总体风险定量”,“小而不倒”取代“大而不倒”,“为客户树立影响力”取代“为自己树立影响力”,“为客户创造新的需求”取代“满足客户现实需求”。

党的十八大要求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全方位的转型,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进而作出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若干重大决定,这必将给金融生态环境带来深远影响。经济社会向着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的方向转型需要一个更加高效、市场化、富有弹性的金融体系,而政府和市场边界的重新划定也将推动金融改革的不断深入,矫正金融系统在功能、机构、市场及监管领域的结构失衡问题。具体来讲,我国金融生态环境即将发生十大变化。

 

改革创新“去表层化”:金融创新的春天来临

党的十八大报告浓缩了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最近十年来党领导中国发展建设的经验与启示,勾画出中国未来发展的宏伟蓝图。报告中出现了许多如“美丽中国”、“生态产品”、以及两个“翻一番”等新表述、新思想、新论断。这些用5个字归纳就是:“实现中国梦”。

习近平总书记组织起草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更是以改革为主线,突出全面深化改革新举措,最大限度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以更大决心冲破思想观念的束缚、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

改革创新,特别是金融改革的“去表层化”已体现在具体行动上。20138月,国务院正式批准设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上海自贸区不是传统的由优惠和特殊政策构成的“政策洼地”,而是定位于制度创新,旨在建立一套与国际接轨的、新的制度体系,以成为贸易业态模式创新、投资开放创新、离岸型功能创新、政府管理服务创新的“试验田”和示范区。上海自贸区首先在行政管理上采用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探索建立与国际高标准投资和贸易规则体系相适应的行政管理体系,对清单之外的领域,外商投资项目无需核准而采用备案制。而在金融领域,利率市场化、汇率自由汇兑、金融业的对外开放、产品创新、离岸业务等都将开展试点。可以预见,这些创新试点及经验推广将在不久的将来极大地改变我国金融市场形态。

 

结构调整“去产能化”:助推金融机构转型升级

产能过剩一直是中国产业发展的“痼疾”,也是新一届政府宏观调控中面临的重大挑战。这不仅会使产能过剩的企业陷入经营困境,造成资源浪费,而且由于企业的投资预期和居民的消费预期下降,会形成很强的通货紧缩压力,使经济增长面临明显的下调压力,并导致银行不良资产明显增加,金融风险增大。目前,不仅钢铁、水泥、船舶等传统制造业,部分新兴产业也存在严重的产能过剩。2012年年底,我国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船舶产能利用率分别仅为72%73.7%71.9%73.1%75%,明显低于国际通常水平,钢铁、电解铝、船舶等行业利润大幅下滑,企业普遍经营困难。

产能严重过剩越来越成为我国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和诸多问题的根源。201310月,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的指导意见》,提出坚决关注和控制增量,调整和优化存量,深化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加快建立和完善以市场为主导的化解产能严重过剩长效机制。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健全宏观调控体系,减少非必要投资项目审批,建立健全防范和化解产能过剩长效机制。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必然带来阵痛,暴露部分金融风险,有的行业甚至会伤筋动骨,但从全局和长远来看,遏制矛盾进一步加剧、引导好投资方向,对加快经济和金融产业结构调整、促进金融产业转型升级、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意义重大。

 

城乡收入“去剪刀差”:普惠金融迎来大发展机遇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剪刀差”政策和二元经济结构造成我国城乡收入差距过大。社科院数据表明,1980年以来,绝大多数年份中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在不断拉大。尤其是自2002年以来,城乡收入差距均在3倍以上,2013年该数据为3.03倍。一般来讲,发达国家的城乡收入差距在1.5倍左右,发展中国家略高一些,为2倍左右,该倍数为基本平衡的程度。超过3倍以上,则说明收入差距过大。

除收入差距外,城乡居民在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上也存在巨大的差异。普惠金融的理念指出,只有每个人应该拥有并实际获得金融服务的权利,才有机会参与经济发展,才能实现共同富裕,构建和谐社会。但就我国现实情况而言,金融覆盖“真空”依然比较严重,这表现在身份、产业和地域等方面。比如,中国有一半以上的人未被金融服务体系有效覆盖;又如,金融机构在农村获得的存款大量流失转移到城市,中西部存款大量转移到东部。这种金融资源和金融服务可获得性上的差异又使得城乡差距进一步拉大。

减小城乡收入差距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迫切需要,新一届政府已制定了目标和战略。第一,“新型城镇化”战略强调将通过多方面、多层次的制度改革,释放改革红利,催生新的增长点,不仅使中国经济仍能保持平稳增长,而且要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增速,提升其消费能力。第二,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这意味着一部分糊口群体可转化为消费群体。第三,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努力缩小城乡、区域、行业收入分配差距;发展普惠金融,鼓励金融创新,丰富金融市场层次和产品。可见,未来中国金融体制改革将朝着开放的、包容的、有竞争力的、有创造力的方向发展并完善金融市场体系,消费金融将出现新的增长点,普惠金融将迎来发展新阶段。

 

经济发展“去陷阱化”:全方位提升金融市场效率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不断发展,近年来关于中国是否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讨论不断涌现。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即人均GDP300010000美元间的拉美和部分亚洲新兴经济体,其经济既无法在人力成本上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又无法在尖端技术研制上与富裕国家竞争,从而容易导致经济出现长期停滞状态。

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中等收入陷阱”并非是经济成长中必然出现的经济规律,而只是一种经济现象。充满发展潜力和资源优势的南美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就是坏政府和坏政策造成的,而东亚“四小龙”则凭借自由市场、开放与审慎财政和货币政策,克服了土地狭小、人口拥挤和自然资源短缺等瓶颈,极大发挥了企业家的创业潜能,取得了持续的高速成长,使之快速而平稳地迈入富裕的高收入社会。

对中国来说,《决定》将产生6大新发展红利,让中国彻底远离中等收入陷阱。一是新人口红利,生育二胎制度和户籍制度改革将释放新人口红利,破解中国已处于“刘易斯拐点”——即劳动力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这一说法。二是新技术红利,科技体制改革的深化和知识产权保护的加强等一系列措施将释放新技术红利。三是新稳定红利,源自教育、社会保障等领域的改革。四是新生态红利,实现生态和经济的协调、可持续发展。五是“一体化”红利,破解城乡二元结构。六是新资本红利,通过资本市场发展促进经济发展。这6大红利的有效释放都需要金融更好地发挥作用,进一步满足如服务业、科技、农业等新一轮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重点行业的资金需求,提高社会资源配置效率。

 

政府职能“去无疆化”:促使金融监管边界大幅调整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正处在关键转型时期,亟需提质增效。但目前存在的一个突出体制机制问题就是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之间的职责边界不清晰,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干预过多,政府职能呈现出无疆化的特点。

政府职能的无疆化导致了经济效率的低下。第一,经济发展活力受到抑制。从目前来看,要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必须激发民间的活力。然而由于有“玻璃门”、“弹簧门”的问题,民间投资仍存在有钱无处投、想进进不去的现象。尤其是一些在中等收入阶段发展潜力巨大的产业,如金融、通信、物流、养老、医疗产业、非义务教育等,都存在行政性垄断、审批过多的问题,市场准入的门槛较高。另外,繁杂的审批事项也严重影响了企业投资创业的积极性,从而影响了大学生就业。第二,形成了产业风险。钢铁、水泥等行业上项目需要审批,但最后却形成了严重的产能过剩。相比之下,家电、服装等行业早已走上市场化轨道,靠市场优胜劣汰机制而非政府审批,没有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

新一届政府把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作为大事,下大力气解决政府职能越位、缺位、错位问题。《决定》清晰界定了政府5项职能:宏观调控、市场监管、公共服务、社会管理、保护环境,提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问题。

具体到金融监管领域,越位、缺位问题同样存在。越位方面,金融监管手段行政化色彩浓重,监管行为常常容易渗入到金融机构的日常经营,使得金融机构的市场化、商业化经营行为难以充分开展,抑制了金融创新发展。缺位方面,金融消费者保护的监管目标没有得到充分履行。从国际上来看,许多国家的监管机构都将金融消费者保护与防范金融风险作为金融监管的两大首要目标。过去较长一段时间,金融监管的职责都较多地关注金融风险和金融对国家战略的支持,而对金融消费者权益维护强调不足。这些问题都是未来监管的改进方向。

 

事权责任“去分离化”:金融安全问题更加凸显

根据全国政府性债务审计结果,截至20136月底,中央和地方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总额为20.69万亿元,风险整体可控,但问题值得关注。如地方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增长较快,年均增长达到19.97%;部分地方和行业债务负担较重,有的地区债务率已经超过100%,债务偿还压力较大;地方政府性债务对土地出让收入的依赖程度较高等。

地方政府债务的快速增长,深层次的原因是分税制改革后地方政府财权和事权不匹配。学者周天勇统计的数据显示,地方政府用45%左右的预算内财力承担75%的事务。因此,地方政府的资金饥渴症必须通过改变地方政府财权和事权不匹配的现状来解决。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保持现有中央和地方财力格局总体稳定,结合税制改革,考虑税种属性,进一步理顺中央和地方收入划分,适度加强中央事权和支出责任。

具体说来,一是完善转移支付制度,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逐步取消不符合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的专项转移支付项目,将部分属于地方事权且信息复杂程度较高的专项转移支付项目下放到地方管理,对部分使用方向类同、政策目标相近的专项转移支付项目予以整合。二是构建完整的地方税制体系,从源头解决地方财政短缺之困。加快推出房产税、资源税、环境税、财产税等地方税种。开征土地增值税,将高额的土地溢价用于城市化进程中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通过建立与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并配合政府职能转变、强化地方政府资本预算约束等改革措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将会逐步化解,民众关于其对金融系统安全和国家经济安全威胁的担忧才会慢慢消除。

 

市场竞争“去身份化”:阻止打破金融竞争“玻璃门”

在我国,身份标签常常使各类主体不能平等自由竞争。如民营企业难以进入金融、通信等垄断性行业,小微企业相对于国有大型企业在金融资源的获取上明显处于劣势。又如,由于行政上的不当干预、政策性贷款等曾经使国有商业银行积累了大量的不良资产。这种由身份标签而导致的不能平等、自由竞争的问题背后,凸显着产权保护的困境。

产权是指以所有权为核心的一组权力,包括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支配权等,完善产权保护制度是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迫切需要。宪法和法律对财产权的保护已有明确规定,但在实践中,产权得不到有效保护的问题依然比较突出。针对这些问题,《决定》鲜明地指出,公有制经济财产权不可侵犯,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同样不可侵犯。国家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和合法利益,而不是只保护公有制经济产权和合法权益;国家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开公平公正参与市场竞争,不容许任何违反法律的不公平、不平等的规定;国家依法监管各种所有制经济,而不会只监管非公有制经济。

生产要素“去双轨化”:有助资本化技术大幅度提高

我国生产要素双轨制是影响市场作用发挥、制约经济转型的又一因素。目前,土地、劳动力、资金等主要生产要素均存在双轨制问题,不仅在城乡之间流动不自由,而且价格差异大。这种高交易成本,无疑降低了整个经济的效率,减少了全社会的福利。

《决定》提出通过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破除生产要素“双轨制”。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建立财政转移支付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机制,从严合理供给城市建设用地,提高城市土地利用率,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在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前提下,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入股,实行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未来的农村市场将成为一片广阔的“蓝海”,促使商业银行将金融资源配置的重心由城市强势群体向农村弱势群体转移。

 

价格形成“去管制化”:有利于金融市场深化发展

除生产要素不能自由流动外,影响市场功能发挥的还有价格管制,这突出体现在我国能源市场和金融市场上。目前,重要的能源产品中,除了成品油的价格跟随国际油价变动而调整外(也不完全是市场竞争定价),天然气、电价都由政府直接控制。能源产品的价格被严重扭曲,不能充分体现能源产品的价值和稀缺程度,导致企业生产积极性不高,造成供应短缺,另外,价格太低导致能源浪费严重。

金融市场的利率管制也带来了类似的问题。麦金农的金融抑制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金融市场扭曲造成了资本利用效率的低下,并抑制了经济的增长。由于资金价格受到了行政性压低,一方面金融体系吸收国内储蓄的能力被削弱,造成了资金供给不足,另一方面,过低的利率又刺激了企业对于资金的过度需求,从而造成资金需求远远大于资金供给的局面。这种情况下形成了资金分配的固化,弱势的中小企业无法获得资金,被排除在金融体系之外。由于在经济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众多中小企业难以跨入金融市场门槛,只能转而寻求内部融资的方式来实现资本积累,但实际利率过低又导致其资本增长艰难而缓慢,最终拉低了经济的增速,这正是我国金融市场的写照。

《决定》提出:石油、电信、电力价格将交给市场;完善主要由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凡是能由市场形成价格的都交给市场,政府不进行不当干预。推进水、石油、天然气、电力、交通、电信等领域价格改革,放开竞争性环节价格。完善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健全反映供求关系的国债收益率曲线。去除价格管制,由市场发挥资源配置作用,使价格真实反映供求关系,弥补供求缺口,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根据爱德华·肖的金融深化理论,从金融市场的角度看,推行金融自由化,放开金融资产价格,将充分发挥金融市场在资金分配方面的功能,从而获得收入效应、储蓄效应、投资效应、就业效应和分配效应,促进国家经济的发展。

 

企业融资“去银行化”:有利于市场化金融结构形成

我国企业银行融资比重过高,而直接融资比重较低。据中国人民银行统计,2013年我国社会融资规模为17.29万亿元,其中,企业债券净融资1.8万亿元,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融资2219亿元。企业债券、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融资等直接融资占同期社会融资规模的11.7%。而相比较而言,全球其他最主要国家及经济体中直接融资的比重都占到了50%以上。

我国现今发展阶段面临的很多问题,需要直接融资加以解决。第一,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比例反映着一国金融体系风险分布情况,而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平衡金融体系结构,可以分散过度集中于银行的金融风险,有利于金融和经济的平稳运行;第二,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比例反映一国金融体系配置的效率是否与实体经济相匹配,而我国正处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产业结构的经济转型期,需要通过发展多种股权融资方式来弥补间接融资的不足,提高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能力;第三,通过市场主体充分博弈,直接进行交易,有利于合理引导资源配置,发挥市场筛选作用。

因此,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健全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系,推进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多渠道推动股权融资,发展并规范债券市场,提高直接融资比重。生态多样化理论指出:一个生态系统内,组成成分越多样,能量和物质流动的途径越复杂,食物链网的组成越错综,生态系统自动调节恢复稳定状态的能力越强;成分越单调、结构越简单,应对环境变化的能力越低。金融系统也是一样,金融结构本身没有绝对的优劣之分,但有市场化程度的高低之分。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并不是以一种模式替代另一种模式,而是使之相互促进、平衡发展、相得益彰,更好地为实体经济需要服务。因此,提高直接融资比率、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将有助于建立更有活力、更加稳定、与外界繁荣共生的金融生态系统。

(作者系湖北省银监局副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