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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五四运动
作者: 高续增 / 时间: 2014年 5月号

五四运动已经过去95周年了,但它依然在影响着现代中国的社会生活。我已经记不起写过多少篇纪念五四运动的文章了,只是记得每一次撰写都能引发新的思考带来新的收获。

开始,五四运动是几个青年人挑头闹起来的,就从它的这个来历讲,五四运动的历史地位不应当超越公车上书、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那么为什么人们就那么认可五四运动呢?

现在所有中国人都同意这样一个观点:五四运动是个分水岭,它是开启中国现代史的门槛,是关闭中国封建社会的一扇窗牖。也有学者把早它八年的辛亥革命作为一座分水岭,但是我认为若以文化转型为标志,还是让五四运动来充当分水岭为好。

作为一个历史事件,五四运动也有其琐碎的相关细节,做大历史叙述时,可以把它们虚拟化,但是如果出于某种原因有意抹杀,就不很合适了。经过阅读这几年不断披露的资料,现在可以有以下这些不为大家知晓的细节公之于众了。

根据历史教科书的正统记载和叙述,发生五四运动的54日那天,更多地是让人们见识了几个反面人物——章宗祥、陆宗舆,正面人物却都很模糊,其实,向后人叙述历史时应当尽量全面地展示其全貌。

 

要是真把五四运动当成一个必然要发生的历史事件来对待的话,事情还要从五四运动的前一年——1918年说起。

1918年的57日,留日学生因抗议中日东京会议所签订的《中日两国防敌条约》侵害了中国的权益,多名中国留学生被日本警察署逮捕,激起了中国留日学生的极大愤怒,其中的1000多人愤而归国。在北大第三院举行的学生大会上,回国的留日学生向与会的1000多名北京各所大学的学生和来自天津的学生代表痛陈他们在东京受辱的情形。521日,京津两地的学生结队向总统府请愿,反对《中日两国防敌条约》的签订。这场学生运动中最为突出的人物是天津女学生郭隆真,她在徐世昌总统仅派其秘书接受学生代表的请愿书之后,学生们即将散去时,愤然在总统府门前大哭大闹一场,表示抗议。这一幕成了天津学运史上的高光,北京的大学生们也因此大受刺激。嗣后,北京大学的学生于191911日创刊《国民杂志社》,其中主要的积极分子有易克嶷、张国焘、许德珩、陈钟凡、黄建中,发起人是易克嶷。《国民杂志社》的社员们后来成了五四运动的发动者和组织者。

191952日晚7时,《国民杂志社》召开例行社务会议,在此前,《国民杂志社》已经出版了4期。在第五期编务会议上,与会者不约而同地提到了中国在凡尔赛和会上受到的屈辱,张国焘提议:由《国民杂志社》发起,发动北京各学校同学举行一次示威游行,向日本使馆提出抗议,要求收回日本在山东接收德国的权益,取消《二十一条》。在这次会议上,以《国民杂志社》的名义通告北大全体同学,在次日53日晚7时,在北大第三学院召开学生大会,并邀请北京其他高等学校的学生参加,当时就推选易克嶷为大会主席。

第二天晚7时第三学院大礼堂人声鼎沸,大会主席易克嶷宣布大会开幕后,张国焘、许德珩依次上台发言,把一天前商定的主张向与会学生进行宣讲,谢绍敏同学激动地咬破中指,在一块白毛巾上血书“还我青岛”四个大字,使得大会气氛达到高潮。大会最后决定第二天,即54日上午在天安门集合举行示威游行。

第二天上午,蔡元培校长得知消息出来制止,学生们不顾蔡校长的阻止在一片口号呼声中浩浩荡荡地向着天安门进发了。由于路途关系,北京其他高等学校的同学先行到达了天安门广场。3000多名北京和天津学生开赴东交民巷向日本使馆递交抗议书。但是,依据有关条约规定,东交民巷不准中国人聚集活动,学生们只好派代表向各国使馆宣示示威意图,大队人马则涌向北洋政府内亲日派头领曹汝霖的家——赵家楼。在赵家楼没有遇到曹汝霖,却巧遇另一个亲日人物、驻日使馆公使陆宗舆,陆宗舆避走不及,被学生们痛打一番。学生们看到曹家设施豪华,摆设讲究,顿生怒火,最后一把火烧了赵家楼,学生们旋即散去。随后赶来的军警把未能来得及离开的32名学生抓捕进警察局。

 

北京在54日发生的事件迅速震动全国,这就是对中国历史具有深远影响的五四运动,后来发生的其他细节就与公开的史料大致相仿了,只有一件事情,未曾引起社会的注意,那就是对“放火事件”的追究问题。

根据当时已经在北大任教的梁漱溟的看法,五四运动中学生放火事件必须用法律手段予以追究,不如此不能严肃法纪。梁漱溟在就此事所写文章中表达的意见是:学生打人应当是犯法在先,放火事件在先,这首先就要追究法律责任。具体处理方式应当是判定有罪,政府若以学生爱国义愤为由再特赦之是最好的结果。梁漱溟说:“如果我是这些学生,我宁愿真的坐这个牢,因为我确实犯了错。”在现在我们许多人看来,梁漱溟先生真是书生气十足,怎么就偏偏盯住那么一个伟大事件的“阴暗面”呢?

而我以为,梁漱溟先生的这个意见应当不因为时间的远去而销声匿迹,因为后来发生的更大的事件就把这个“阴暗面”无限度地放大了。

五四运动过去47年后的1966年,那些效法五四运动时期的激进分子——红卫兵,就以“革命运动天然合理”为理由,大搞打砸抢抄抓,无视宪法关于保障公民基本权益的规定,“扫四旧”、批斗“黑五类”设立“牛棚”关押未经法律程序审判的地富反坏右和走资派,这些无不是以五四运动为蓝本的过激行为。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人类文化的进步,无论是具有多么伟大意义的历史事件,也会有它的局限和阴影,真正从人类进步的角度看问题的先驱者,应当全面看待和分析社会进步进程中的所有影响,尤其是那些对历史进程掌握绝对权力的责任者,更应当有这样的责任和清醒的认识。

 

五四运动期间,最被人们所忘怀的是社会文化躁动。那时,所有对国家事、天下事予以关注的人和媒体都要对中国未来的走向发表高论,一时间产生了多种多样的救国论。现在为大多数人所知道的只有科学救国论、产业救国论,实际上还有别的许多救国论,这反映了当时各行各业的有志之士都想用自己的一技之长力挽狂澜,积极参与救国运动。而今,国难早已成了过去时,但是把那些救国论翻腾出来还是有意义的,这样做不但可以用来遥祭五四运动,还能重新发现一些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逝去的某些史料和精神文化成果。

教育救国论。教育救国论者,有足够的理由起身唤起民众对教育的重视,因为当时的东邻日本就是用极其匮乏的国家岁入尽量多地用在国民教育方面的,以至于这个弹丸小国用了不过三五十年的时间,一跃成为可以与西方列强一比高下的新兴力量。有一篇署名“云窝”的文章——教育通论,说了一句很有穿透力的名言:“亡国亡种,人人不必居其罪,惟教育者之罪;强国强种,人人不得居其功,惟教育者之功。”作者还说,各国之竞争,不在兵战、商战、农战、工战,而在于学战。至今思想起来,仍然倍感深刻,令人动容。一位名叫章天觉的学者说的话,好像竟然是针对今天教育界的时评:“须知教育是社会的生命,旁的人腐败尚不打紧,教育界腐败那简直是灾及子孙断送你的后代,使得我们中国永远不得翻身!”

教育救国论中的极端论者,是“教育万能论”,更是把教育的社会功能几乎捧上了天。然而,透过这些看似偏激的言论,人们都能体味出论者那颗拳拳的爱国之心。

美育救国论。持此论者,认为中国人之所以陷入纷乱,就是因为中国没有像西方国家的那种美育氛围。《少年中国学会》发文尖锐地指出:“世界上的纷乱,人类的不安全,大而至于攻城掠地的惨剧,小儿至于睚眦意气的恶闹。都是没有美育的缘故。美育是一个改造人间的福音,铲除万恶的利器,是一切教育宗旨里的先决问题。”五四运动时期的重要文化人王统照说:“美育这二字,是将人类引致崇高愉快光明的地方去,将那些无论肉体上的痛苦,精神上的烦闷一概排除了去,使人生达到完美安善之地。”

当时最著名的教育家蔡元培先生就是主张美育救国论的统军人物。

地方自治救国论。不少学者思考中国事,都会把中国太大、难以整体崛起视为畏途,于是就产生了地方自治救国论。康有为就是这个论调的大旗。他说:“自治之制,天理也,自然之势也。欧美之所以胜于中国者,在以自治而不代治之也。”还有个当时很年轻的爱国者发表了这样一份言论:“我是反对‘大中华民国’的。……我主张中国原有的二十二个行省三特区两藩地,合共二十七个地方,由人民建设二十七个国。……打破没有基础的大中国,建设许多的小中国,从湖南共和国做起。”这个人就是毛泽东。他还强调:“各省自决自治,为改建中国唯一的法子。”(见192093日《大公报》)

此外,还有事业救国论、科学救国论、思想救国论、农业救国论、医学救国论、体育救国论、宗教救国论……。

俱往矣,如今逝去的是生出这些五花八门言论的百花园,留在人们记忆中的是五四运动时期所呈现出的民族青春的活力。

 

我们应当怎样评判五四运动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呢?

在五四运动以前,中国的历史已经被皇权垄断了两千多年,民众没有对民族和国家大事“说三道四”的权利,历史怎么发展,文化怎么培育和改造,历史事件和人物怎么评价,都是“上头”说了算。中国的文化和政治也因此而走上了歧途。在中国传统线性的哲学思维的引导下,社会上的事情只有“阴”和“阳”两个对立面,或“是”或“非”,没有中间可以转化和变动的余地。于是才有了那黑暗的两千年漫长的皇权专制统治。

五四运动的最大意义在于,它标志着中国民众斗争有了表达自己意愿的方式和权利,这是受到西方人的人权理论和意识的影响才彻底觉悟到的。但是从具体方式方法上又不可避免地带着中国人行事的烙印,民众不成熟的社会意愿的表达没有现成的社会行为约束体系的规范,于是,五四运动不可能没有被挑剔的地方。今天,当我们从远处眺望五四运动的时候,应当意识这一点,这样做对今后思考社会民主政治的走向是有时代意义的。

我更愿意把中国的五四运动与西方人的宗教改革放在相似的平台上来认识,只不过西方人的宗教改革从社会知识层发起后,最后成为全社会文化主体的主流精神,而中国的五四运动的宗旨——民主精神和科学精神则始终未能彻底成为中国现代社会的正统意识形态。

五四运动所开启的新文化运动更是五四运动的一大功绩。

在五四运动以前,在各大学里已经有各种思想激进出版物陆续创刊,但是这些数量很少的思想性刊物,在中国亿万民众中间的影响非常有限,更像是象牙塔里脱离民众的金贵艺术品,它们与占人口九成以上的民众的距离遥远。但是在五四运动以后,中国社会各个阶层中的精英都意识到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责任感,由此现代社会的中坚——中产阶级开始形成。以往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阶层和只管自家生计的草根阶层为主体的民族人口结构迅速分解转化,为中国的社会文化转型预备了必要的基础条件。

这就产生了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当时的人们为什么那么强烈地否定传统社会的精神支柱——儒家学说呢?这就要说说五四运动与旧的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了。

 

五四运动开启的新文化运动的口号是“砸烂孔家店”,一时间,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提出了一个又一个激进的口号,甚至提出废除汉字的主张,中国的文化传统面临严重的危机。

即使是现在,摆正传统文化与外来先进文化之间的关系也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在五四运动发生的当时,处于新文化运动领袖地位的蔡元培先生的意见,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是闪着历史高光的真知灼见,它所标示的北大精神——“兼容并蓄”,就很好地把握了继承传统与创新开放之间的关系。当时的北大,既聘请了思想激进的陈独秀李大钊等共产主义者担任教授和学长,也延聘了像辜鸿铭那样依旧坚决保留脑后长辫子的守旧派知识分子,只要他们真的在努力做着学问并有自己的独特建树,并不以所谓“思想先进”或“意识落后”作为选人的标准。上文提到的梁漱溟先生没有留洋的学历和骄人的名气,就因为他的一篇长篇论文——《究元决疑论》受到蔡元培先生的赏识就从一个普通记者的身份转到最高学府北大当上了讲师。人才济济的北大随后就成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核心,对中国社会的进步和转型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五四运动时期的一个重要口号是“砸烂孔家店”,在当时看来,人们不应当苛求这个激进口号的负面作用,因为要把一个新的思想注入中国社会,一定要争取到一个有效的空间,而儒家学说把持了整个中国传统文化体系的话语权,不向儒家文化的总代理——孔家店——索要空间,就没有新文化容身的余地。但是现在看来,在尘埃落定之后,真正的五四运动精神的继承者们应当冷静地看到,五四运动的矛头所指向的传统文化,应当在新的历史时期中也有资格占有一席之地,只是应当把那些披着孔孟学说外衣的皇权政治的产物尽数清除出去。因此我同意一些头脑清醒的学者的见解:把那个口号改为:“砸烂孔家店,解救孔夫子”,孔夫子其实与孔家店根本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是专制社会的御用文人盗用了孔夫子的只言片语在加上一些封建社会的尊卑伦理,才有了孔夫子身后的孔家店。

五四运动已经过去了近一个世纪,中国的社会转型仍处在进行时中,远远未能见到穷期。今天的人们纪念五四运动,更要落实于以五四运动的精神,促进中国社会向着现代化的方向尽快地顺利地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