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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纷乱且读书—推荐三本新书
作者: 王松奇 / 时间: 2014年 6月号

王华庆博士的新著《监管之路:危机后的思考》和盛松成博士主编的《社会融资规模理论与实践》(以下简称《理论与实践》)是值得认真品读的两本新书。收到王华庆博士寄来的大作后,我粗读了一遍并推荐给我的学生卢孔标,我和卢的体会见本期文化休闲栏目的推介文章“从监管角度反思金融危机”;而盛松成博士主编的新著《社会融资规模:理论与实践》虽作为“集体智慧的结晶”,但从本书没有清晰介绍写作分工这一点说,几乎可以肯定盛松成博士在本书的编撰中贡献甚为突出。王华庆和盛松成都是上个世纪80年代就开始在中国金融理论研究方面崭露头角的年轻人,在30多年的工作实践中,王华庆以银行业监管为主攻方向,而盛松成则在宏观经济研究方面一展长才。

2008年金融危机是由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引爆的,地球人都知道,这是一次最让全世界经济学家丢脸的危机。为什么这样说?因为这次可与1929年至1933年大危机“相媲美”的危机在发生前竟没有被经济学家预警。这里自然会提出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为什么经济学界有那么多声名赫赫人物,平日里吹牛吹得山崩地裂却在大危机悄然临近时依然麻木不仁?有人可能会说,美国不是有个鲁比尼吗?他不是在危机前就出版了著作《金融危机的12个步骤》将即将发生的全球金融危机预想得丝丝入扣吗?但鲁比尼的预言为什么没有说服力也没有引起重视?显然,人们不喜欢危言耸听式的警告。对普通人来说,数据更有说明力,反映金融危机的统计信息严重缺失,特别是关于金融创新产品和跨市场交易的统计数据缺乏,这是鲁比尼的预言没人信以及全世界经济学家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皆浑然不觉的一个根本原因。现在,中国在全球金融危机后不仅首先提出来金融要为实体经济服务的理念,而且还在金融统计分析工作实践中率先使用“社会融资规模”这样的能够准确反映一定时期内实体经济从金融部门获取金融资源总量及结构情况的统计指标,这也是一项世界性贡献,它的理论意义以及实践价值将在今后进一步显现。这本书是那些以宏观经济为主要关注方向的教学科研人员必备的读物。我们都知道,所谓宏观经济学就是以总供给总需求为研究对象的科学,而总需求通常又是以货币金融要素构成。30年前,我们研究总需求时,弄清楚货币供给层次的划分,总需求问题就能理解个八九成;20年前,我们在研究总需求问题时,不仅要有货币概念还要清晰了解“准货币”在发达市场经济体中的特定涵义;大约10年前,因为我们缺失“影子银行”概念因而就不可避免地卷入一场由衍生品市场膨胀所引致的金融危机;现在,经历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各国央行只有在金融统计信息的采集上有创新举措才有可能建构新形势下的金融危机预警机制。正是这次危机后,国际金融统计也出现了新趋势,据《理论与实践》总结,新趋势主要表现为三点:一是国际金融统计正在形成新的侧重点,即注重其他金融公司统计、注重信用总量和结构性数据的监测、注重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数据和关注流动性总量;二是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提出了广义信用的概念用该概念囊括实体经济、部门债务资金的所有来源;三是美联储和欧洲央行进一步强化金融账户的统计监测。中国在危机后进行了多方面的经验教训总结,在2010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了“要保持合理的社会融资规模”,2011年中国人民银行年度工作会议上周小川行长指出要“加强对社会融资总规模的研究”,“保持合理的社会融资规模”。从工作实践上说,中国人民银行早在201011月就开始了社会融资规模统计指标的研究与编制。上述一系列事实的逻辑线索似乎如下,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提出的广义信用指标概念启发了中国央行的研究者,中国央行又实际影响了201012月份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文件语言,时任总理温家宝几次使用社会融资规模的说法又推动中国人民银行将“社会融资规模”正式作为央行的货币政策分析语言。

2011年该指标正式在金融统计实践中采用到现在已经3多年时间,其间也存在一些理论争议,主要分歧点在社会融资规模指标从统计技术角度看是否存在遗漏和重复计算问题,这也是我本人想不太清楚的问题,对此,该书进行了清晰的解释和有针对性的回答。

金融统计工作主要使命是反映金融产品多元化和金融系统复杂化的现实,因此,我们所有现行的金融统计指标都会存在需要不断完善和修正的过程,这是毫无疑议的,但金融理论工作者的当务之急是要把央行金融数据统计方法搞明白,这是科研基本功。盛松成主编的这本《社会融资规模理论与实践》就是我们年轻理论工作者提高科研基本功的最好教材。

除了推介王华庆博士和盛松成博士送我的两本新著外,我还要向大家推荐一本即将在中国金融出版社出版的译著《狂人、知识分子和学术涂鸦人》(以下简称《狂人》),这是我与董蓓、王青石三人合译的作品。

该书的副标题——政治变化中的经济驱动力——构成了本书的基本逻辑线索。贯穿全书的主线是政府政策、政策辩论和变动背后的思想理论以及狂人、知识分子和学术涂鸦人各自的作用。中国目前正处于全面深化改革阶段,我相信这本书能够令政治家、知识分子和各类改革实践的参与者悟出一些新东西。

罗切斯特大学经济学教授Steven E. Landsburg对《狂人》的推荐语是:“批评国家经济政策的人数不胜数,但LeightonLopez两位作者却可以对同样的问题进行更全面、更深入的分析,这令他们脱颖而出。他们的分析揭示了不良政策背后的动机、不良动机背后的制度、不良制度背后的思想,以及不良思想背后的社会准则和社会变迁。此外,二位作者在指明问题的同时也通过生动的语言提出了不同时代的不良政策的替代品。这确实是一本集哲理、趣味和实用价值为一身的好书,值得大力推荐。”

书中精彩段落俯拾即是,如:

“……显而易见,最大的障碍往往是当下的现状,是那些已经形成的既定的受益于当下规则的利益群体,以及人们长久以来被固化的思维和偏见,在新事物面前总是如临大敌。凯恩斯和哈耶克告诉我们思想永远超越利益并最终改变世界。然而,当我们环顾四周,看到的情形似乎并非如此,许多陈规旧习依然如故,或者拒绝改变,即使我们已经设想到更好的解决方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思想真的是根源所在吗?他们真的能改变世界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如何改变?何时改变?……”

“思想之所以强大,不在于它是由某些学者构想出来,然后影响社会这么简单,是因为政治家创造性地把它们融入到社会制度中,并最终改变能影响人们行为的源动力。

政治家的挑战就在于,他们能否在思想、制度和行为原动力中寻找到契机。这如同企业家在市场中发现和利用机遇以满足消费者需求一样。政治家也是通过发掘机遇以实现改善人类生存环境的目的。我们希望我们的社会是一个公正的社会,一个能为提高人们生活品质创造财富的社会,一个能够对不同人的生活方式保持宽容态度的社会。”

《狂人》一书共分为七章,目录如下:

第一章 思想与政治规则 

第二章 对好政府的不懈追求

第三章 经济学家的政策之争

第四章 公共选择 

——我们如何选择了坏政策并受制于它抑或是相反的情形 第五章 政治变化中思想的重要性

第六章 四则有关政治变革的故事 

第七章 对未来的展望 

作者“旨在发掘并奠定一套理论基础,引导大家去思考:什么才是好规则?为什么在政治社会中激励动机如此重要?思想、利益和政治企业家如何相互作用最终促成政治变化的实现?”我觉得,所有对“变化”“变动”“变革”感兴趣的人们都应当买一本《狂人》,认真读一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