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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创新与监管看余额宝的发展与风险
作者: 余程辉 曲 艺 / 时间: 2014年 6月号

2014年的春天,注定被互联网金融所搅动。3月伊始,余额宝规模突破5000亿元,用户超过8100万人,数量超过A股股民;35日,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上提出“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完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311日,中信银行与腾讯、阿里巴巴宣布将联合推出网上虚拟信用卡,次日中信银行A股涨停报收;324日,中国人民银行提出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五大监管原则;3月末,各大银行在业绩发布会上针对互联网金融发表观点,再度引发论战。

可以说,互联网金融正在以一种“乱花渐欲迷人眼”的声势影响并改变着这个春天,其发展、风险与监管已成为资本市场、监管部门、金融机构乃至普通民众所关注的共同焦点。事实上,从金融历史的角度来看,创新和监管是一对永恒主题,正是“创新、监管、再创新、再监管”的循环过程推动着金融业不断向前发展,互联网并未改变金融的本质,亦未改变这种博弈共生的发展格局。

本文选择互联网金融的主要代表余额宝为对象,剥离其互联网外衣,从金融本质的创新与监管视角,梳理探讨其发展的过程和蕴藏的风险。

 

诞生:余额宝的监管突破

金融创新的实质是微观个体为了利润最大化而对既有规则进行突破。因此,余额宝作为一个金融产品,其诞生也并非“让利于民、普惠金融”那么简单,而是很大程度上源于监管博弈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2005年开始,伴随着电子商务的兴起,第三方支付这种创新平台快速成长并不断壮大。至20106月,人民银行颁布《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成为第三方支付平台的监管基础,其中有两个条款对数年后余额宝的诞生至关重要:分别是“本办法实施前已经从事支付业务的非金融机构,应当在本办法实施之日起1年内申请取得《支付业务许可证》。逾期未取得的,不得继续从事支付业务”以及“支付机构的实缴货币资本与客户备付金日均余额的比例,不得低于10%”。一个是明确牌照准入,一个是明确资本监管。

随之,马云抓住了这个监管机遇,完成了对支付宝的“私有化”。20133月,支付宝的股权结构再生变化,马云宣布以浙江阿里为主体筹建阿里小微金融服务集团(下称小微金服),其中40%股份分给小微金服和阿里集团的管理层和员工作为股权激励,剩余60%股权用以未来引进战略投资者,马云持股不超过其在阿里集团的持股比例。史无前例的高比例、跨机构的员工持股一方面奠定了马云在阿里集团员工中的地位,另一方面也为支付宝的监管资本情况埋下了隐忧。

据统计,2013年中国第三方互联网支付市场交易规模达53730亿元,日均交易额超过147亿元。按支付宝48.8%2013年三季度调研数据)的市场份额,商户平均结算周期7天计算,支付宝的日均沉淀资金(即客户备付金日均余额)应该在500亿元左右。按照监管要求,支付宝应实缴货币资本50亿元左右。但经几次增资后,支付宝当前的注册资本大约仅在10亿元左右。在电子商务和第三方支付规模不断扩大、小微金服以员工持股为主要股东的情况下,难以完成对支付宝数十亿元资本缺口的注资。

在这样的情况下,余额宝应运而生,通过巧妙设计,打通支付宝和余额宝,将客户沉淀资金引向天弘货币基金,一举突破了监管资本的束缚,在降低自身资本压力的同时博得了“普惠金融”的美名。随后,浙江阿里收购天弘基金51%股权,完成了支付宝突破资本限制后的华丽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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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请参照《银行家》杂志2014年第6期)

 

(注本文仅代表个人观点,与所在机构无关)

(作者单位: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院,中国工商银行战略管理与投资者关系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