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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调控三题
作者: 王松奇 / 时间: 2014年 8月号

新华社连发三篇“刺激与改革之辩”系列文章后,在国内经济学界引起反响,特别是文章中批评“克强经济学”这一概念化的表述以偏概全,造成了刺激和改革对立的舆论假象的论述更是深深刺痛了那些创造“克强经济学”概念及对“克强经济学”三大支柱假说进行鼓吹的人。这一现象似乎说明,去年6月,“克强经济学”概念在巴克莱银行内部刊物《全球资本客户》上第一次出现只是某个知识分子灵光一闪的产物。这里有几个有意思的需要深入讨论的问题:

问题1:微刺激也是刺激,如此一来“克强经济学三支柱”说已然不成立

所谓“克强经济学三支柱”说也是“克强经济学”概念的发明者黄益平教授提出的。但在2014年春季的博鳌论坛上,克强总理在演讲中明确提出,对于中国经济即使出现增长减速也不搞强刺激。几乎所有人都从这次演讲中听出了弦外之音,即中国经济还是需要刺激,只是刺激力度不要太强而已。这样一来,黄益平教授去年6月初提出时的所谓“不刺激、去杠杆、搞改革”三个支柱就已经三去其一了。可以想见,象牙塔里的学者在创造概念时是没有同克强总理本人沟通的。

中共十八大以来,习李体制最大的特点就是年富力强真抓实干,从政治、经济、文化到外交,方方面面都显现出脚踏实地、不务虚名的特点。因此,对这样务实的领导人,如果从执政之初就被某些生造的“XX经济学”概念套住,那倒是实在让人难以理解。如同那句老话所说:“理论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树常青”,中国经济进入2014年在外需锐减,内需不振时,克强总理及时提出“微刺激”举措,实际上就是中国6月份宏观数据向好的关键政策原因。我们可以盘点一下,自从2013年中央八项规定提出和今年“反对四风”运动推行以来,全国的餐饮、服务业已出现明显经营萎缩,大量产能过剩行业存在的现实又使得制造业从现实运营到新增投资都出现萎靡不振状态,在全球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仍然对外需存在后续影响的情况下,如果中央不及时提出以铁路建设、棚户区改造及小微企业减免税为基本内容的微刺激方案,中国下半年的宏观经济数据肯定会难看许多。

当然,许多固执的教授会提出一个看似满有道理的问题——“速度低一些即使不超过7%又能怎么样?”这种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式的发问的确让人哭笑不得。

中国的增长速度本身就是中国经济的国际竞争优势之一,无论在发达工业国家还是新兴市场国家,中国速度总是会让人艳羡不已。连续35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是什么,我认为这就是中国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实践源头。如果中国经济还像文化大革命中那样整天喊“形势大好越来越好”,老百姓却连饭都吃不饱,像1978年以前那样整天讲马列、喊毛泽东思想经济却已到崩溃边缘,我们还有什么本钱说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所以,用活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实践,不囿于任何条条框框,一切改革和发展政策选择均以实效显著为最终着眼点,领导人不务虚名、经济学家不搞吹捧、文官不贪财、武将不怕死,这样的局面才是最理想的社会景象。而这种局面形成的物质基础就是年度经济增速不能低于7%,只有在7%8%之间,中国的就业、财政收入水平、产能消化、居民收入才能维持在一个不太难看的水平上,这就是中国国情。在美欧日等经济体年GDP增速能达到3%,那就已经很高了,但在中国,只有在7.5%左右,方方面面的矛盾才不至于激化,政通人和的景象才能维持。所以,当外需萎缩内需不振时就一定要搞一点儿刺激,哪怕是“微刺激”,不搞刺激,任由经济增速下滑再用所谓“新常态”的说法搞自我安慰,实际就是政府失职。

问题2:经济增长与刺激和改革的关系

本届政府一直在强调改革红利问题,这种通过深化改革举措来挖掘增长潜力的思路当然不错,但中国目前已发展到这样的阶段——即当年那种将人民公社集体土地分解为家庭联产承包的突然制度转换式的制度变革刺激条件已不复存在了,现在,流行的说法是“改革已进入深水区”,这种语焉不详的比喻含义是什么谁也说不清楚,但至少有两点可以肯定,一是水深可能情况不明;二是水深何时触底难以确定。综合这两点可以说改革如果被视作是经济发展经济增长的作用因素,它只能是一个慢变量,对以短期指标变动判断为主要特征的宏观经济形势来说,企图靠改革来解决工业增加值、消费、投资等短期问题,恐怕不现实。能实实在在起作用的政策只能是货币财政政策等手段。19291933年经济大萧条、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及尔后的欧债危机,我们如果留心观察就会发现,它们的应对处方大体相同,即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货币一松,内需一提振,所有的萧条和衰退都会在一段时间的政策持续期后消失,这就是世界经济发展史告诉我们的一条重要经验。改革以体制制度调整为着眼点,它要解决的是中长期问题,改革效果通常也是在中长期才能显现,而刺激政策无论对何种体制的国家,它都是解决短期问题的有效处方。该刺激就刺激,即使有人说三道四又能如何?

问题3:由“大水漫灌”改为“定向滴灌”的症结在哪里?

克强总理最近在讲到微刺激政策同强刺激政策的区别时,用了一个十分形象的比喻,说“我们不搞大水漫灌而是采用定向滴灌”。这句话说得非常精彩,问题是怎样落实“定向滴灌”。显然,无论是漫灌还是滴灌,你要首先弄清楚谁在管水,有多少水可供分配,谁负责闸门和渠道,哪里最缺水等等,也就是说,只有把可供刺激的资源总量和分配权力结点搞清楚了,我们才能有效落实所谓“定向滴灌”问题。从已出台的微刺激措施看,铁路建设即使短期甚或是长期效益也不明显,但最大好处是给中国留下一大笔优良基础设施,中国的高铁已令全世界羡慕不已,因此,这项投资算大账永远不吃亏。其次大力推进棚户区改造,既是民生工程,又有利于在一定程度上消化过剩产能,这也是有利无害的刺激举措。还有小微企业政策优惠,这似乎是一项短期效果不明显的刺激政策。因此。我们从已出台的三项微刺激措施看,如果强化刺激效果,要让“定向滴灌”政策效果更明显,就要从中央银行——这个中国经济供水总闸门入手,想一些既增加水供应量又能解决“定向滴灌”问题的办法。我们的央行已经出台的措施有定向降准,下一步似乎还可以采取定向取消贷款规模控制的做法。中央银行每年年初的信贷规模分配是最具漫灌特征的货币政策执行方式,缺水地区支持和定向滴灌的功能基本不具备,如果对有些行业不设贷款规模限制,那就等于是解决了对缺水地区的“定向滴灌”问题,所以从大水漫灌到定向滴灌,我认为关键是解决执掌水分配部门传统工作方式和模式的问题。

这里面还有一个需要厘清的问题是:由政府系机构分配的水和社会上散处于万千江河的水到底怎么引导使其都能体现定向滴灌思路?社会上的水看来就要靠价格信号,靠利益关系调整来诱使其自动流向缺水地区。这就要运用税收及补贴等多种手段。我早就说过,中国有三个政府: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由掌管政策资源的国家各部委构成的“二政府”。克强总理推行的简政放权主要是削减“二政府”的权力,“改革60条”讲让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实质涵义也是解决“二政府”权力过大问题。现在为提振经济增速,中央政府的定向滴灌思路能否有效落实,关键也要看“二政府”的官员们是否作有力配合的举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