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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 老而不死—评黎鸣先生的《老不死的传统》
作者: 高续增 / 时间: 2014年 8月号

写这样一篇貌似“宏大叙事”的文章是因为读到了黎鸣先生的一部新著——《老不死的传统》

黎鸣先生大我四岁,是我十分钦佩的学者,2000年我主持《清华管理评论》的时候,黎鸣先生是提供稿件最多的一位作者,《清华管理评论》停刊以后,我们虽然也一起参加过几次学术研讨会,但一直没有得机会深谈过。近日,偶然间得到黎鸣先生的《老不死的传统》,很是欣喜,拜读之后,很是感慨:黎鸣先生还是当年那个黎鸣先生,先生的话语还是那么“硬朗”,说起话来还是当年那样毫不含糊,这些都可以一眼从这个书名尖刻的锋芒就能看出。今天我关于人类文化走向见解的形成,就是受了黎鸣先生的影响。但是,我也不是一味地附合于他,在一些问题的看法上也有与他不同的地方,例如对孔孟的评价,对中国传统的评价,原因就是我和他对“什么是中国传统”、中国传统应当包含哪些内容,存在不同的理解。

上面说到关于人类主流文化的走向,原先我的看法较为泛泛,一次在与新儒家的代表人物——蒋庆先生的辩论中,黎鸣先生的精辟发言启发了我,使我得到了一种像是醍醐灌顶样的感觉。当年他的这个观点在他的这本书中又一次得到淋漓尽致的阐发。

黎鸣先生对源于地中海沿岸的“两希文化”的发展史十分清楚,研究得十分透彻,他十分钦佩古代希腊人和希伯莱人的文化成就。黎鸣先生认为迄今为止的人类现代文化之源头就是“两希文化”。原先我也有类似的观点,只是不能像黎鸣先生那样如此清晰地把“看法”归纳成一套成体系的见解。我忘记了是哪个哲人说过这样的话:“如果把当代人类文化用一个人的名义进行概括的话,那就是现在实行的是柏拉图主义。”我深以为然。这样的观点与黎鸣先生的看法是大体一致的。

但是对于与这个“柏拉图主义”思想大潮平行发展了两千多年的中国文化的评价,我就与黎鸣先生就有些分歧意见了。不错,由于中国传统文化囿于“狭小的生存空间”,它没有经过足够的战火历练和不同文化之间足够的交流、冲突和对话,因此,与当代人类的主流文化所一路经历的波澜壮阔对比起来,中国人历来引以为自豪的华夏传统就显得非常小气了,就像中国人说某某民族是“岛国心态”一样,中国人的精神世界让那些一直认真奉行“柏拉图主义”的民族看来(他们每一个民族和中国人比起来虽然都不“大”,但是很“精”),就很有些闭塞了,在别人处在苦苦寻求“真理”或称“理想国”的路途中,中国人早已建立好了自己独特的精神家园并一直对外炫耀不已。中国人的这个精神家园虽然远谈不上宏大,但是在一个个盛世高潮的峰值期间对外部世界(尤其是一些藩属小国来讲)还是很有诱惑力乃至欺骗性的,不然就没有例如盛唐时期或者明朝初年那样的“万邦来仪”的盛况了。但是,就像那些消失于时间长河的无数个文明体注定会消亡一样,中国文明也宿命地不死不活地存在着,它的周期性盛衰规律在两千年的时间里不厌其烦地反复重复,证明它已经不可能依靠自己的力量走出困境。

没有真正信仰的中国人必然是一盘散沙,究其原因就是被黎鸣先生所严厉质疑的儒家学说,这套学说教导人们为自己的家族而生活,表面上代表民族利益的君主和朝廷,虽然打着儒家学说的旗号,却根本不能起到凝聚民族精神、号召民众团结一致共同奋斗的作用。

当世界性的柏拉图主义在19世纪中叶变得蔚为壮观时,中国人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文化理念已经成开始为他人的笑柄了,中国人空前的厄运也从那时开始了,这个“三千年未有的大变局”让中国人闹心了一百多年,现在我们虽然费尽了千辛万苦也借助了友邦的援助才度过了亡国之虞,但是在文化理念方面我们还是没有解决好弃旧图新的问题。当然,面对经济力已经强大起来的我们,人家此时在提到中国时用得更多的是一个很客气的中性词——神奇的国度,真正的中国学者应当懂得这个“神奇”一词背后的真正含义。

上面说到“狭小的生存空间”指的是曾经被我们中国人认定是广袤无垠的华夏大地这块“天下”,——这是相对而言的,相对于柏拉图主义思潮所蔓延的更加辽远的海天世界。中国这块地方确实是小了点。

中国人在历史上的自我封闭的一个原因是由于中国人的农人本性造成的。客观上,上天恩赐予我们的“有利的”地理因素也促成了中国人的这种自我封闭。——东边南边有茫茫大海,西边北边有戈壁荒原,我们的祖先还嫌不够,又垒砌了一道长长的大墙。中国人总是幻想着能够关起门来过平静安谧的生活,害怕战乱,讨厌纷争,轻信威权人物的许诺,不信神,但是相信神仙,对自身力量不自信,对自己家族以外的事务漠不关心,幻想着年年风调雨顺、永远天下太平⋯⋯,中国人曾经的“野性”(例如逐鹿中原、驱逐“三苗”)也消失殆尽。这些梦想与基于自然规律的客观现实从本质上是冲突的,中国人两千年来所遭受的苦难就源于此。究其原因,汉武帝时期发动的“文化大革命”难辞其咎。

于右任先生有这样一首怀古诗:“绝大经纶绝大才,功过非在戍轮台,百家罢后无奇士,永为神州种祸胎。”于先生不认为穷兵黩武是汉武帝最大的罪状,罢黜百家才是他对中国历史犯下的不可饶恕的罪行。

秦汉以后,中国人放弃了春秋时期的共主会盟的社会传统,选择了集权一统的暴秦政治。从此,曾经是百家争鸣的思想市场凋零了,原先的市民社会变成了尊卑分明的不平等社会,中国的社会形态从此就步入了死胡同,两千年来重复着这样一个无限循环的怪圈:⋯⋯大战乱消灭了大量人口达到土地资源与人口的相对平衡——“圣君”与贤臣进行精心的社会治理——人口的迅速增长和官僚机构的迅速膨胀——在儒家理论所允许的范围内实行技术层面的变法——变法的注定失败引发社会矛盾尖锐化——要么是内部的要么是外部的某些突发事件引发动乱——动乱的失控使得全社会步入下一阶段的大战乱——又一轮实质上是以人口残酷减员为终极目标的周期劫难开始了⋯⋯,如此循环往复以至于无穷,两千年里,它给中国拉出了一条长长的正弦曲线。

我与黎鸣先生的分歧点只集中于怎样看待和界定中国传统。

一个民族的文明为什么能不断进步?而另一个民族的文明体为什么就会必然地走向衰落?

其实,历史上的绝大多数的民族都没有找到能让自己民族不断进步的妙诀,只是一系列偶然的机缘所造就的基督教文明体是个例外。强调一下,我认为地球上产生生命是个偶然,生命形态发展到产生智慧阶段是偶然中的偶然,智慧生命又发展到“柏拉图主义”阶段更是偶然中的极小极小概率的事件。地球上、人类历史中都没有一个所谓的“社会发展规律”这样一个莫须有的东西先验地存在着。

中国人在西周社会曾经创建了一套很有价值的文化体系,这已经是一件非常了不起事情了,但是由于中国人自身的某些原因丢弃了它。我曾经在《诗经为证——我们曾经浪漫过》一文中赞扬过那段真正令后来的国人引以为自豪的历史。那时,我们的文明形态还没有被割裂,中国文化还没有进入到“伪文化”泥淖里。民众的生活是艰苦的,但是没有人逼迫你去说假话,上上下下的交流虽然远没有今天那样便捷,但是从天子到百姓的通道是通畅的。从这一点看,被黎鸣先生反复批评的“孔子梦周公”,我看反而是可以理解的,那样的社会形态值得后世人们(包括孔子)追忆并且值得效法学习的。

自从法家用阴谋手段绑架了野心勃勃的君主以后一切都发生了变化。文化的堕落让中国人成为早春到来前的那只雏鸟,不幸地因为铩羽而落伍了。从另一个角度说,中国人的幸运在于,虽然没有找到永远前进的路途,但是自己独创出一剂让自己民族“不死”的灵丹妙药,这就是董仲舒及其传人发明的“儒家学说”。两千年来这个儒家学说成为了中国传统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其实儒家学说也是中国实体的一个组成部分。有了这剂“灵丹妙药”,华夏文明才没有像北美的阿斯科特文明那样成为展现历史辉煌的文明遗迹。

我以为,黎鸣先生是把儒家学说当成了中国传统的全部,才让他发出“中国传统怎么老不死”这样的激愤的言辞的。

在《老不死的传统》中,黎鸣先生以大量而且周详的史料列举了孔孟之道的罪孽,我还真没有底气和本钱上去与黎鸣先生正面辩论这方面的问题,虽然我很想为孔孟之道说几句好话,把孔子和孟子从是非堆里择出来。我只对他们二位的一些言论进行过有限的批判。但是我更愿意把辩论引到对“中国传统”这个概念和它的含义方面来。

怎么看这个中国传统呢?文化学者史贤龙先生在《略谈中国文人之魂》里借鉴了卡尔·波普的“三个世界”的分析法来解析中国,我觉得很有启发意义,我移植过来并做一些创新,试着做如下的分析。

我认为,应当把中国先做如下的分析:把中国分析为二:一个是“物理中国”(中国1),另一个是“精神中国”(中国2)。中国1没有问题,——物理中国,是指山川物产人口建筑的中国,这是很具象的物质存在,看得见,摸得着。但是中国2——精神中国,由于看不见、摸不着,就产生问题了。那就是在中国有一个特殊情况产生了:中国2(精神中国)实际上是个分裂的体系,其中处于主导地位的主流中国精神——儒家文化,根本无法代表中国精神的全部,因为与儒家文化长期共存,但是一直处于被压抑地位的“在野文化”始终在“暗处”也同样规定和影响着中国人的社会生活,影响着中国历史发展的流向,只是比起处在权威地位的儒家文化来,“在野文化”的作用起的是软作用,发生的影响是潜在影响。

如果忽视上面所说的这项内容,就可以得出黎明先生那样的结论,中国传统就是一个该死的文化符号。如果正视中国的“在野文化”的正面作用,也承认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那么作为一个严肃的学者,就应当把中国人这个宝贵的精神财富批判性地继承下来,千万不要把它也和打着“孔孟之道”旗号的儒家文化混为一谈。只举一个例子:孟子曾经有这样的限制君主权势的议论,根据《明史》记载,朱元璋读《孟子》,看到“君视臣如草芥,臣视君如寇仇”句,说:“非臣子所宜言。”随后命儒臣删改《孟子》并下旨把孟子从先贤祠中驱逐出去。

至于传承于中国民间社会生活中的文化传统,其中更是蕴涵着不少极具符合现代文化精神的经典文字,我们千万不能把这些极有价值的文化成果当作脏水泼出去。

东亚那些自称处于“儒家文化圈”内的国家,如韩国、日本、新加坡等,一旦拥抱了西方先进文化理念以后不用几十年时间很快就实现了经济领域和社会管理方面的腾飞,就是因为他们在对待传统文化方面作的比中国人要好得多,当然对他们来说,他们的主流传统文化的精华也是外来的文化,对传统眷恋不会像我们中国人这样根深蒂固、难以割舍,但毕竟可以证明东方人的传统文化是可以为东方人向现代社会转型提供很有利的基础的。可以设想,从一片文化的荒漠上建立起柏拉图主义要比在前儒家文化的传统领地上建立柏拉图主义不知要难上多少万倍。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