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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 老而不死—评黎鸣先生的《老不死的传统》下
作者: 高续增 / 时间: 2014年 9月号

怎样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一个全面的评价呢?我以为,中国传统的价值评判不但要看它曾经起过的正面的和负面的作用,还要看它在当下和将来能为民族文化的进步产生什么样的作用。是的,自秦汉以后形成的中国文化传统阻尼了中华文化进一步的开放和升华,变成为专制统治者的巩固既得利益的得力工具,其“害”的一面显而易见。但是即使是有百害,也不能否定它有一些有益于中国人的另一面,它毕竟是在反复博弈中反复激烈碰撞中取得的结果。我们也应当看到,那一套治理社会的文化系统用了很不人道的非常规的手法把一个本来松散的部落文明集合(西周社会)改造成为一个硕大的有着广泛民族认同的巨型国家,并让这个国家在应对来自外部的危机时,可以依仗巨大的人口优势在大部分情况下化解掉有时看来是岌岌可危的险境,其有效性应当被我们后世的中国人认可。

秦汉以后的中国文化延续到今天这个不好不坏的结局是可以从各个角度进行分析评判的,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让中国人受到了屈辱;但是它毕竟还是活过来了,总比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为好。换一个角度试想一下,如果中国两千多年来一直像春秋初期那样几百个诸侯国林立,中国的历史航船就能驶向自由市场经济的方向么?中国显然不具备必要的条件来实现那样复杂且痛苦的转化,这是由于现代自由市场的理念和社会管理架构都无法在中国这块土地上自觉产生,依据中国古人的智慧,只能产生诸侯会盟那样高度的“天下理论”,而时间恰恰又证明了绝大多数中国古人(农人社会中的小生产者)是厌烦那种处于动态的不稳定的社会局面的,——好了,如此看来,中国历史后来的真实发展就是一种必然了。

再往深入一层想一想,在“等”来了别人创造出了“柏拉图主义”思潮、并面临它的大规模进逼到国门以后,也就是在面临接受或者抵制世界现代市场经济理念的时候,中国是分散的好呢,还是保持成一个整体的好呢?我以为,显然是后者要好些,我们中国保持着一个整体显然能够让我们的社会的进化过程平稳一些。说到这个层面就会陷入一个为史家长久争论不息的论题——历史宿命论应当被肯定还是应当被彻底否定呢?我们为了避免繁琐的论争,此时不得不绕过这个可以被判定为无解的漩涡,就是直接认定:中国真实的历史有其必然性,我们只能承认它,并从这个起点来出发继续进行接下来的讨论。

不管是埋怨中国传统文化阻尼了中国的进一步发展也好,还是庆幸它在两千多年的时间里不间断地延续了大中华这个文明体也好,既然我们的注意点是“今后我们应当怎么办”这一论题上,那么,还是留出更多的空间讨论一下今后我们怎么对待它。

首先我要点明的一个观点是:中国传统文化确实为我们拥抱现代文明提供了一定的有利条件。

中国近三十年来的巨大的经济成就,绝不是任何一个民族只要无条件地打开国门引进来自西方的现代文化思潮和科技成果就能取得的,这样重大的一个事件绝不会来的那么简单。虽然在我们民族的骨子里找不到现代市场经济的精髓——平等、民主、人人意志的自由表达,以及由信仰精神培育出来的契约意识,但是现代社会文明这个系统并不只有这些精髓而没有其他必要的辅助的文化储备,例如团队意识的培育,商品交换习俗的养成,以及对劳动价值的认可,

从西方传来的现代社会文明理念的核心,它的物质基础——市场经济需要许多预先设置的文化成果的储备,中国的文化传统则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执法地养成了其中的必要部分。我这样说绝不意味着我主张这样一个观点:中国文化传统本身就孕育着现代世界文明的基本DNA,而是想说:中国文化传统在长期顽强地生存期间,在中国人长期的社会生活中也养成了一些与现代社会文化并行不悖的理念,这些理念是组织一个现代社会所必备的素材。古代中国人崇尚读书、乐于学习的精神,中国人认定“劳动”具有普遍社会价值并应当被社会认可的理念,认定社会产品的相互交换活动应当被承认为一种劳动形式的理念,尽管这最后一种的价值与“儒文化”有冲突(即:“抑商”和贬低商人商业的偏见)——这些理念长久期间存在于社会中,已经不自觉地为将来一旦有条件时融入西方商业社会提供了便利。

很值得强调的一个方面是中国古代教育体系的作用。尽管主持中国社会的统治者限定有志于成就大事业的学子们学习的内容是僵化的教条(目的当然是首先为了巩固他们的独裁统治),但是作为副作用而存在的结果却是让草民中的有条件的人们埋头于书堆——此时的“副作用”是对前人的知识的继承,这当然有利于社会向着理性的方向发展,——不断强化国人的读书意识,对后来的文化转型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试想,一个鄙夷书本知识的民族要比一个死肯书本迷信圣贤教条的民族更没有前途。

特别应当提起的是受到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东亚各国在20世纪创造出来的几个经济腾飞的奇迹,都与长期受到中国上述的文化传统和精神理念的熏染有关。

比较一下世界上其他地域的民族在面对来自西方的现代文化冲击时的表现,就能显现出中国传统文化比他们藏有更多的现代社会文化理念的元素。

首先与基督教文化长期打交道的穆斯林文明体,接触西方文化的时间长达两千年,但是直到现在(从整体上看)也不愿意接受现代社会的基本理念,文化冲突一直持续不断,还时不时地伴以武装冲突。

第二,印度次大陆的文明体的历史与中国可以比肩,也是一个很优秀的古老文明体,但是即使受到西方人(英国人)一百多年的殖民统治,但是在“理解”和运用现代社会文化成果的许多方面还是赶不上东亚圈的“儒文化”的各国。

第三,二百多年来拉丁美洲的发展一直让制度经济学家们困惑不已,原因是拉丁美洲各国有与基督教新教相似的文化氛围(天主教文明圈),但是,北美经济的顺利发展与南美经济的长期踌躇不前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此外至于黑非洲、南洋群岛这些“文化荒芜之地”,更是像扶不起来的天子,更不争气了,经济上始终落在世界的末端。因此说,中国人的文化传统中孕育着与现代社会文化理念相互融通的某些共性,是使得东亚和中国能在较短的时期内成为与西方社会并驾齐驱的“强者”,而看到这一点后,我不能不在心里认可这一点:中国传统文化虽然长期禁锢了中国人的发展,让中国人从古到今吃尽了苦头,但是我们只从我们已经实现的经济腾飞这一点就应当悟出传统文化给我们的不仅仅是糟粕,其中必有有益的元素。因此我们应当要对这份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进行两分:批判——要彻底,要溯根,不然那些“恶俗”还会在我们的文明体内发酵;继承——要珍惜,要身体力行,发掘其潜在的优势。

再比如崇尚节俭和勤劳务实的精神,这两个习俗也是中国人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西方人的现代文化体系中的重要部分——经济实体,其名称的原义ECONOMY就是中文“节俭”的意思。中国人的朝廷和作坊(有的虽然很大也只能被称为作坊)都有负责管理核算工作的“账房”,这个部门只要把管理方式一变换,就能转化为现代企业的经济管理部门和财务核算部门。

这些是有利于现代市场经济从外太空“溅落”中国这块“熟土”并很快(以中国人所能接受的方式)扎下根来的好条件。当然,还有一些与现代市场经济格格不入的因素存在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这些内容都被黎鸣先生在书里狠狠地予以批判了,其中最主要的部分就是平等观念的严重匮乏,表现为君主专制制度对国人创造性思维和思辨能力的长期摧残。

除了对黎鸣先生批评中国文化传统的观点有上述的不同意见以外,我从该书的其他部分已经找不到可以与黎鸣先生进行“商榷”的地方了,尤其是在中国有无真正的哲学这个问题上,黎鸣先生精辟的论述更让我把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从根本上重新梳理了一遍。

说“中国无哲学”,首先是需要有胆量的,此外除了胆量还要有学识,黎鸣先生敢于把这个观点说得那么彻底那么干脆,是由于他对(西方)哲学有着深刻的了解并将它与所谓的“中国”哲学进行过反复比较。我虽然有此心(主张中国哲学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哲学),但是,没有开口的胆子,原因是从来没有能力从根本上对此二者进行过比较。这回我起码知道了这类学术性很强的话语应当从何处开始说起。

黎鸣先生说哲学的语发点是“真”、“善”、“美”,这就把问题说到根子上了。

哲学的第一要素就是“真”。中国哲学说了“真”了么?——没有。什么是真?黎鸣先生说“真”就是说清楚“大自然是怎么回事”,中国哲学说过没有?——没有。这一层叫黎鸣先生说得更“哲学”:它叫“必然王国”,客观先验的必然王国,它的存在与人的诞生无关,也就是说,它虽然是产生人类的基础,却根本不屑于有没有人类意识到它。中国哲学只有老子在《道德经》里有过这样精辟的议论,秦汉以后的中国人说话的发语词就变成了虚伪的“奉天承运”如何如何,被这样的紧箍咒控制住的人,他的两眼还看得见“天”么?

哲学的第二要素是“理性王国”,用黎鸣先生的话说就是“相对经验的实然王国”,又称为“善王国”。

这是建立在第一要素基础上的“王国”,没有了前者,直接建立起来的一切“善王国”都是空中楼阁。中国哲学的缺陷处就在这里露馅了,中国哲学中的“善”是从家族伦理开始的,那就是“孝道”,人与人的关系,即使是天伦关系(还不要说假道天伦关系而僭位的君臣关系了),也是在大自然存在了若干亿年以后才发生的事情,怎么能够成为人类对客观世界认知的基础呢?如果一个哲学体系从这里做源头开讲,那不是一套浅薄的见识就肯定是一套别有用心的说词了。

哲学的第三要素是“自由王国”,用黎鸣先生的话来说,就是“自由超验的应然王国”,这是立基于“理性王国”的一个理想王国,那时一个“美”的王国,在现今人类的认知世界里,还难以描绘出那个“理想王国”的轮廓。

按照黎鸣先生的理解,因为西方哲学(1)对“真王国”做出了迄今为止人类最好的描述,全面揭示了“真王国”的规律,这就是自然科学的伟大成就;(2)对“善王国”同样也做出了迄今为止最好的描述,比较全面地揭示了“善王国”的伦理;(3)它对“美王国”也有所涉及,虽然不及前两个王国那么出色,所以西方哲学是个完整的哲学系统。

而中国人所谓的“国学”与上面所描述的哲学体系简直是风马牛不相及,所以被套上“中国哲学”标签的那套理论,充其量不过是一堆中国古代文人思想资料的箩筐而已。

读到黎鸣先生的上述议论,我真切地又一次感到一种被启蒙的感觉,我先前自以为很成熟的想法原来还很凌乱,现在的想法则被梳理的头头是道了。

我的这篇文章和黎鸣先生的那本书说的主题是传统,但是为什么要转到哲学这个题目上来呢?在黎鸣先生的书中没有解释,我把我的理解阐述一下。

评判一个民族的文化是否完美或者是不是在趋向完美,不能只看它的历史是否悠久,也不能看它容纳了多少零散的文化成果(物质的和非物质的文化遗产),这个民族的人数多少、文化圈的空间有多大也不是那个文明体优劣的终极指标。要想用一个指标来判断一个文明体的优劣,那就是看那个民族的传统文化其哲学含金量的多少和深度。

黎鸣先生给予中国传统那样的评价,也可以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哲学含金量十分淡薄来解释。

在现实生活中,中国人的智慧无可挑剔,经济上算计得清清楚楚,可谓锱铢必较,但是中国人的理性思维就无法赞美了,表现为逻辑不通,推理不严,不识真理,只认权威。黎鸣先生在这本书中说的最愤激的话是:“中华民族的智慧被狗吃了。”它十分推崇老子的智慧,尤其是老子在《道德经》中所表现出的哲学元素,墨子的学说也被黎鸣先生反复赞扬过,只是秦汉以后的历朝历代奉行的独尊儒术的国策让那些闪耀着灿烂光芒的智慧被无情地泯灭了。

民族文化中的哲学含量之所以能够作为一个民族文化优劣的标志,是由哲学自身的文化性质决定的。从根本上看,是哲学理念统御着一个民族的世界观,尤其是它统御着这个民族的精神领袖的思维方式,这样,那个民族的社会生活的每一个环节(家庭文化体系、社区文化体系、教育体系、经济体系、法律体系、民族防卫体系、⋯⋯直到丧葬文化体系)能否被同一个至高的哲学理念所统御,决定着它们能否配合到一起融洽地组成一支宏大的“交响乐队”,每一个分群体能不能都在其中成为一个不可或缺的“声部”,只有这样,那个社会才是一个和谐的社会。以前中国人爱说“中体西用”,现在看来那显然是一种空想,谁的器官都只能长在自己的身上。现在的中国,弥漫全社会的精神迷茫证明:李鸿章时代的中国梦是根本无法实现的,我们忧心于中国前途的人必须从根基上建立起一套与现代的“柏拉图主义社会”相适应的中国新文化体系和新思想体系,舍此,中国只能靠着强力的行政管制方法以专政的手段来维持社会稳定,而这样一直做下去终究不是彻底解决问题的长远治国方略。我想,这大概就是黎鸣先生在《老不死的传统》一书中激愤地否定中国传统的本意吧。(续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