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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风险管理形势与银行合作
作者: / 时间: 2014年 12月号

编者按:信用风险是商业银行所面临的基本风险,也是目前中国商业银行最主要的金融风险。随着现阶段中国经济增速下滑、结构调整持续深入等因素的影响,国内部分行业和部分地区的信贷违约事件高发,致使银行信用风险也在渐渐暴露出来。20119月末至今,银行业不良贷款率和不良贷款余额已经连续12个季度“双升”,不良贷款率从0.9%提高到了1.16%,不良贷款余额则从4078亿元上升至目前的7669亿元。

总体来看,尽管银行业整体的信用风险仍在可承受的范围内。但由于经济结构调整还远未结束,银行信用风险暴露也存在着滞后性,预计在未来一两年中,银行业将继续受到利率市场化和坏账损失双重夹击,压力与挑战与日俱增。

银行家们都一直在思考应对之策,同时也在反思前期风险管理的不足和中国银行业近年来的发展模式。对于刚刚在完成全面改革后的中国银行业来说,当前面临的这些问题,具有普遍性。同时,不良资产的产生可能还有竞争环境方面的原因,也有不良的竞争行为的原因,这些都需要反思。那么,如何共同总结经验,加强合作就显得尤为必要。

针对当前严峻的信用风险形势,本刊特邀业内专家就当前银行信用风险管理的形势特点以及可能的演化趋势、银行信用风险的反思、银行信用风险与银行合作等方面的话题展开讨论,现根据各位专家的发言顺序,将讨论的丰硕成果在本期刊载,以期对当前的银行信用风险管理产生积极的正能量。

 

殷红:当前银行信贷风险特征及原因

从风险特征来看,商业银行最先出现风险的几个领域主要是商品融资、个人经营贷款和小微企业贷款。2014年以来,在总体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商业银行信贷风险出现了蔓延和扩散的趋势。主要表现在:风险从个人经营贷款和小微企业向大中型企业扩散,从东部沿海地区向中西部蔓延,由单一客户风险向集群性、上下游企业蔓延传导。东部以出口依赖性较强的贸易型、制造业小微企业为主,例如钢贸小微企业,中西部以资源型中型甚至大型企业为主,如煤炭和金属矿产企业。产能过剩行业信用风险尚未集中出现,但潜在风险较大,非信贷融资业务风险事件已经发生,其风险不容忽视。

风险产生的主要原因,一是经济增速下降、出口持续低迷、产能过剩加剧等,使得出口型贸易企业和制造业小微企业首先出现财务状况恶化,无力偿还贷款本息,导致银行风险。其中,钢贸小企业风险最为突出,尤其是虚假贸易融资危害很大,即企业伪造虚假钢铁贸易单据从银行骗取贸易融资,用途有的是用于高息放贷、购买房地产、投资股权债权或挪作他用,当资金链断裂便出现无力偿还银行贷款甚至跑路的情况。二是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下跌,资源型矿产企业及贸易企业普遍出现经营困难,形成银行信贷风险。三是我国商业银行作为国民经济融资的主渠道,在经济快速增长时期,也实现了规模和效益的较快增长,在这一过程中各商业银行尤其是股改上市以来,风险管理从架构、制度、流程和风险文化等方面都日渐完善和显著提升,但也发现个别分支行存在重市场拓展、重利润增长,而忽略了或放松了风险管理及防范工作,从而导致风险的发生。应该说,这类风险的出现对银行是一个很好的警示,那就是风险防控需常抓不懈。及时发现问题严格整改,有利于进一步夯实管理基础。

下一个阶段,银行面临的一个大问题就是如何转型。商业银行在随着经济增长的较快增长中,增长方式的主要特征仍是规模扩张和信贷增长,银行大部分非信贷业务发展或多或少依赖了信贷这一杠杆,但目前,信贷有效需求不足已日益明显,要保持业务和效益持续增长,必须转变增长方式。从2014年货币供应量及社会融资规模来看,金融机构贷款保持适度增长,非信贷融资占社会融资比重回落。201418月份,人民币贷款占社会融资规模的58%,同比上升6.2个百分点;实体经济通过表外融资(委托贷款、信托贷款、未贴现银行承兑汇票)同比少增1.4万亿,占社会融资规模的19.5%,同比下降10个百分点。全社会非信贷融资的减少一定程度反应了实体经济有效需求的下降。

(作者系中国工商银行城市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博士)

 

章彰:反思当前风险形势 尽早发现企业风险

当前风险形势的特点

目前,中国银行业正处于一个风险的爆发期或者说是与以往不一样的违约风险期,而这个判断可以从目前风险形势的几个特点来看出。

第一,从企业规模特性来看,违约风险已经从小的企业蔓延到中型企业,甚至蔓延到了大型企业。根据数据分析,近一两年来小企业违约、中企业违约、大企业违约跟过往情况相比不太一样,以往我们认为不太容易违约的大企业现在也出现了违约事件。

第二,从所有制性质来看,违约风险已经从民营企业向央企蔓延。早期的时候感觉民营企业违约的比较多,但是现在一些央企经营状况也不是很乐观,也有风险的隐患或者说风险苗头凸显。

第三,从区域角度来看,违约风险由东部沿海地区向中西部资源大省蔓延。过去第一波违约风险在沿海地区比较明显,现在逐渐感觉到中西部资源大省,像山西、内蒙也出现了一些风险事件。

第四,从行业特征来看,违约风险已经由产能过剩行业向其上下游企业延伸。早几年时,监管机构已经对产能过剩行业的风险进行预警,但现在观测到产能过剩行业的上下游企业因为受到产能过剩行业的影响也出现了一些不好的状况。

第五,从资产特征来看,违约风险由银行表内业务向表外业务扩展。过去表外业务如担保或者其他贸易融资业务,风险不是特别大。但是近期却暴露出虚假贸易融资行为导致的风险事件。跟以前相比,包括理财投入的非标资产或者标准类资产的状况也需要高度警惕。

第六,从风险类别来看,也出现了由其他风险转化为违约风险事件的情况。例如,有的银行违规对理财产品签署兜底的抽屉协议,投资出了问题,为了避免声誉风险,最后买单的责任还会落到银行身上。

信用风险形势的反思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状况?从宏观的角度讲,前些年银行业急速扩张期发放的一些贷款,由于期限安排不太合理,或者由于银行缺少审查企业还款能力的技术手段,对长期的贷款银行评估只可能掌握短期的风险状况。在过于乐观的氛围下,仅仅预测企业短期的风险状况不大就去发放贷款,一旦宏观环境发生变化,长期贷款必然出问题。由于不同行业或者企业应对风险的能力不是一样的,各行业景气周期也各不相同,如果银行无法及时、敏锐地发现企业偿债意愿和能力变化,就会导致在一个特定的时期违约风险事件发生的比较多。

针对这些问题,银行需要去反思发展战略是否得当,设定的发展目标是否真的合理,因此我觉得银行要实事求是地制定以下三个目标。

首先,业务目标(利润目标)。银行的利润增长目标和银行的风险承受能力是相关的,考虑利润目标的时候必须要考虑自身的风险管理能力。所以银行未来在制定发展战略方面要设定合理的业务增长目标,同时要客观评估自身的风险管理能力能否有效支撑。

其次,资本约束目标。现在资本约束越来越严格,因此不能为了追寻一个不合理的高速增长而盲目的扩张,如果这样的话,资本压力也会日益凸显。

最后,社会责任目标。银行未来发展战略也要考虑履行社会责任,而且要做到符合银行自身利益和社会的整体利益。

风险管控问题我们一样也要反思,风险管理进入特定时期以后,以下几方面是需要引起银行注意的。

一是风险管理人员的素质,因为承担多大风险跟人的专业能力是有关系的;二是风险度量能力的高低,如果银行评估风险都是定性的,那么就没有办法对风险大小相互比较,也没有办法测试,没有办法纠偏或者校准;三是银行的IT支撑能力,信用风险度量工具的背后其实是IT的支撑;四是管理流程设计是否合理,比如有些银行评级流程冗长,从最底层发起到最终确定评级有八九个环节,这样做效率太低了。因此,在这个风险管理的特定时期,银行在流程上,政策上和文化上是不是都有改善的空间,这些都是值得反思的。

深化风险管理文化内涵

关于信用风险管理文化内涵改革方面,我认为银行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进行考虑。

第一,风险举证文化。各级风险管理人员要尽量举出客观证据来证明判断的合理性,还要证明对风险趋势的判断是合理的,而且也要具有一定的审慎性。

第二,风险量化文化。只有做到风险量化才更容易举证,比如要判断大企业信用风险是不是随着经营周期的变化增加了,就要把这个企业若干年连续的财务数据搜集整理出来,相对于几年前的指标情况,就可以知道现在财务状况是不是变坏了。通过量化的分析过程就能判断出企业恶化的状况,在一年里面恶化的幅度是多少。

第三,风险底线文化。风险管理必须设定不能逾越的最后的红线,这是做风险管理绝不能退后的底线。银行如果没有这种文化的话,管理的尺度就会一退再退,最后很可能退得出了事。一旦出了事又会归咎于风险管理没管好,所以底线文化是非常关键。

所以经营风险业务的初始阶段就要考虑项目全损失的最大的影响是多大,对资本的影响有多大,对准备金影响有多大,对利润目标影响有多大,对流动性影响有多大等等。前期有一个大概判断,如果能够承受就继续,如果承受不了就放弃,所以风险管理文化至少要有以上几个内涵。

及早甄别企业信用风险水平

风险管理应该提早发现风险,越早发现越主动。提早发现风险依靠传统的5级分类是没法做到的,银行一定要对自身的客户群进行细分,基于相关的数据和方法做预判,并证明自己的预判是合理的。我们不能预期对每个个案的判断都特别准确,但是针对同一类型客户预判的精准程度还是得有保证。通过梳理历史数据发现,特大型的企业信用水平绝对是很好的,但是这部分优质资源也是最容易脱媒。相对来说,企业规模比较小的就更容易发生违约。而且近一两年的数据表明,小企业发生问题的可能性比以前更大了,实际违约的客户数也多了。通过研究这些历史数据,回过头来可以把相关的预测模型校准到基于现在的经济条件上,也可以逐步基于预测出的水平开展定价管理。

小微企业贷款的不良率水平高,更容易发生违约。小微企业贷款业务在国外的银行管理体系中属于零售业务部门管理,归入零售的小微企业法人贷款是通过批量化操作进行风险管理的,只要保证一万笔或者一千笔业务中风险和收益总体是平衡的,损失了的小企业贷款在银行可承受的范围内即可。对这样的业务,银行预判风险的模型所需要的数据不同于预判大企业风险使用的财务数据,更多的是使用行为数据和行为信息进行管理。此外,银行还可以考虑整合第三方O2O企业的信息,就是借助于O2O企业的信息,通过线上渠道把所有小微企业的交易信息,包括所有仓储信息、回款信息、支付信息等甄别后整合在一个银行内部管理的平台上。未来银行可以尝试朝这个方向去努力,以便于更好地服务小微企业的发展。

但是对于那些中等规模的企业,其信用风险水平是很难预测的。涉及到关联交易、财务数据不规范以及一些复杂的情况,预测起来就比较棘手。本人判断,未来预测能力强的银行一定能先人一步。就像光伏产业,如果能及早发现风险,及时退出,银行就能赢得先机。但是如果银行慢一步的话就会十分被动,尤其在经济下行期或者衰退期更是如此。

而监管机构最应该做的就是监管规则透明,保证规则执行的一致性。不管是对创新业务还是传统业务,不管如何包装,任何一家银行开展风险性质相同的业务,都应该执行统一的监管规则。统一透明的规则能让劣质的银行被市场淘汰出去,留下来的一定会是风险管理到位的。未来如果银行的退出机制建立健全的话,我相信市场上风险管理随大流的心态和做法就会越来越少。

企业过度负债的问题不能通过风险管理的技术手段来解决。因为企业过度负债实际上是由于银行和企业之间信息不对称而引发的。我们怎么样基于现在的竞争压力和考核压力做出一套适合自身风险偏好的管理体系是值得思考的。如果这个方面能够做好,那么银行未来的发展转型会顺利很多。

过去我们通过定性的手段去描述或者分析问题居多,定量技术我们运用的确实很少,导致现在在定量风险预测方面与国外同业差距较大,所以我们还需要努力提升自己。如果掌握了较为完备的数据分析技术,就可以更具针对性地进行精准管理,对风险大的企业多花点时间和精力去管理,这样更能够节约银行营运成本而不是对风险大的企业和风险小的企业全部平均分配管理资源。

(作者系中国银行风险管理部副总经理)

 

党均章:从金融市场的角度看信用风险起因

对当前商业银行风险情况的判断

第一个判断,信用风险还在不断地暴露中。根据我们的观察和研究,感觉到目前国内银行的信用风险还在暴露中,现在还没有到信用风险探底阶段。

第二个判断,当前引发商业银行信用风险暴露的原因多元化、多重化、复杂化。目前无论对资产风险分类的真实性,还是分类的准确性上都值得各家银行再进一步去考证。当前正在暴露的这些风险还是由于由传统企业性的变化变成现在的同业业务的变化,甚至流动性市场资金量的一个变化,这些都会引发企业或者银行最终变化,导致最终格局的变化。

信用风险的起因

从各银行内部关于信贷的管理上来看,我认为各家银行股份制改革以后,内部的信贷管理的规范性越来越高了,包括信贷方面团队的素质、职业品德等整体方面来讲都是没有问题,内部制度、系统的完整性也是没有问题的。

但问题出现在哪里呢?我认为有这么几个方面。

第一,信贷脱媒导致银行的优质信贷客户不断流失,这是值得银行深思或者研究者关注的。从企业在发改委发债到债务融资市场工具,现在债务融资工具的发行企业达到2800多家,到2014年年底可能达到3000家,这3000家企业里面包括了国内最优质的企业,这就导致了商业银行的优质客户在逐渐流失,这种对银行信贷的替代性迫使银行无法获得这部分的超优质或者优质企业客户,有效信贷需求下降,而银行迫于放贷的压力就会导致违规操作增加。这个情况在未来三五年,甚至未来十多年会越来越加剧。

第二,中国整个商业银行业务同质化、信贷同质化,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国内的银行在当前的体制下很容易在行业选择、企业选择、产品选择上高度趋同,这个现象从平台贷款、房地产贷款、钢贸贷款等常常可以看出来,而且波率非常明显。行业客户产品高度同质化就会引发在信贷业务上产品的共振,一旦某一个点发生问题产生共振,整个行业都会发生问题,2013年的光伏事件就是这类情况。

第三,增量稀释了存量。从20002010年或者20032013年这十年中国经济处于高速发展的阶段,信贷都是高速增长,增量稀释了存量隐藏的问题,掩盖了信贷管理过程中的一些风险偏好和风险管理技术问题,甚至风险管理制度问题。可能有些机构有意放松了对信用风险产品的控制,致使一些高风险的客户和高风险的业务介入到了这个业务中间。现在进入经济下行期,一旦整个风险暴露的出来,这类债务也必然暴露出来,这是一个必然的结果。

第四,银行的治理层、决策层在平衡风险和收益关系的时候,银行的风险理念到底是什么?是准备打造百年老店还是追求即期利益?我认为很多银行在上一轮的十年大发展中更多地选择了即期利益。所以未来银行的长期经营是按照监管部门要求采取审慎经营,还是其他的经营方式,这应该是银行要总结的问题。

第五,风险管理技术层面,有很多银行在风险判断和风险审视的时候还是采用定性的方式比较多,这就使得决策层没有办法评比,这是中国银行业整体的境况。在目前的大数据、大信贷时代,如何用数理统计的理念上升到风险信贷审查、审批、决策,这是值得去思考的。

最后,政策的导向问题。风险监管上,监管部门也在调整自己的监管主旨,从信贷风险监管上讲,监管部门应该去总结监管政策的弹性问题。2013年春节前后到现在,特别是最近这两个月各家银行争相把能纳入中央预算的地方政府平台当作优质客户。因为商业银行在选择客户的时候市场性非常强。监管如果有弹性的话,可以让银行淘汰劣质客户,而如果通过某种指标或者名单管理监管开始实施刚性手段,银行就得绕道做事情,这个不是减小风险,而是加大风险。所以从这个层面上说,如何去用经济手段或者市场手段代替命令的方式是值得监管层去思考的。因为信贷额度的管控没必要用刚性的、指标性、数量性方式去管理。用行政的手段,实际上也破坏了商业银行发展行为的自然性以及科学性,所以这个值得去探讨。 

(作者系中国邮政储蓄银行金融市场部总经理)

 

许明宇:遏制信用风险亟需良性的银行竞争环境

当前信用风险管理的形势、特点及可能的演化趋势

当前信用风险管理的形势比较严峻,有以下特点需要特别关注。

一是信用风险扩散呈现多方面蔓延性,从个别区域向周边区域、从下游制造业向上游原材料工业、从民营企业向国有企业、从贸易商向核心供应企业、从单一企业向担保链条各企业等多方面蔓延。

二是信用风险暴露呈现长期持续性。由于人口结构老龄化、城市扩张规模效益递减,房地产的增量需求开始减少,世界经济的不景气和低端市场相对饱和导致出口增量需求开始减少,出口和房地产投资拉动经济的力量开始下降,只有提高创新能力才能产生新的需求增量拉动经济的发展,但这一转型将是缓慢和反复的过程。

我曾在《货币供应量增长与商业银行信用风险评估》(《银行家》20126月)提到:“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可以归纳为三种:政府信用扩张、人口红利效应和生产率提高,?当货币供应量高速增长的盛宴嘎然而止的时候,高杠杆运营的企业会有更高的机率无法生存,而在经济增长回归生产率推动的时代,具备技术领先优势的企业将获得更大的竞争优势”。今天,这一过程仍然在持续中,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都在经历痛苦的去杠杆过程。

让人感到欣慰的是,政府目前除采取加快项目审批、微调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等短期措施对冲经济下行的风险外,也正在采取措施鼓励创新经济的发展,包括简化政府审批环节、放宽境外投资限制、建立IPO注册制等, 旧经济的有序破产、新经济的蓬勃创立可期,由此应当相信中国经济能够最终过渡到以生产率提升为经济增长主要动力的新时代。

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管理的反思

处理好风险管理与业务发展关系是控制信用风险的关键环节,比如银行信贷政策过于激进、缺乏定量的风险管理技术、信贷文化缺失导致的道德风险等,这些因素导致了银行业过度竞争和对企业过度融资,加剧了金融体系信用风险的积累。下文谈一下涉及金融体系的制度性缺陷对银行过度融资的影响。

从银行外部涉及金融体系的制度性缺陷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股票市场仍然实行审批制,限制了真正创新型企业上市融资。资本市场未能有效发展,导致社会融资仍然由商业银行主要承担。二是我国抵押担保体系不健全,而且各地掌握尺度不一。某些省份煤炭行业全面的金融危机和当地长时间不给办理采矿权的抵押有很大关系,由于各金融机构不能办理采矿权抵押登记,导致企业采用承诺抵押的方法多次重复融资。与此正相反,房地产行业一直被视为高风险行业,但由于在绝大多数地区有基本的房地产抵押登记制度,因此房地产企业过度融资的现象得到极大地遏制,这也是我国房地产市场发展速度远超美国、却没有发生美国那样严重危机的重要原因。当前产权抵押登记系统尚存在很大的改进空间,如各地房地产抵押登记程序不同、部分地区不办理股权登记、抵押登记收费过高和限制条件过多等。

银行体系内部也有很多制度性缺陷,加剧了银行间过度竞争和融资。首先监管制度存在缺陷,比如新《巴塞尔协议》看似对风险资产的权重计量更加精准、资本充足率的要求更加严格,但大量的表外业务(包括银行由于监管政策而不得不兜底风险的债券承销业务)事实上是商业银行在承担最终风险,旧《巴塞尔协议》下不论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是4%还是8%,都是相对透明和可以同业比较的,而现在商业银行的真实资本充足率却无从知晓了,事实上鼓励了商业银行过度融资。

其次,信贷登记系统存在缺陷。人民银行征信系统是很好的制度创新,但在金融创新日新月异的形势下,信息准确率大幅度下降,很多贸易融资的表外产品登记不全,非银行金融机构登记不全,即便是贷款也有不登记的,相应的惩罚措施却不足以遏制这些违规行为,商业银行不但无法掌握企业的债务信息,有些还有意利用这一系统的漏洞,这也是导致过度融资的重要原因。

银行从业人员的管理体系也存在缺陷。信贷从业人员的行业约束机制没有发挥作用,制造不良贷款的信贷人员仍然能够在银行间自由流动,甚至担任高级管理人员,推动过度融资的信贷从业人员没有受到惩罚,自然后来者就对制度缺乏敬畏之心。

完善涉及金融体系的制度建设,不单是遏制金融体系过度竞争和过度融资、控制信用风险累积的关键,也是当前稳定金融、促进经济发展的关键,如某省最近出台煤矿抵押对应的债权价值只能是评估价值60%的规定,就极大影响了商业银行对煤矿企业债务重组和发放增量的工作,也势必加剧当地的金融不稳定和经济的发展。

如何营造一个良性的银行竞争环境

从国家层面看,希望国家进一步完善产权抵押登记制度。比如有些地区房地产项目的在建工程不能抵押,有些地区规定预售时商业银行必须解除土地抵押,这些政策都不利于商业银行向这些地区的房地产项目提供融资和金融同业之间的理性竞争。再如权利质押的管理尚存在很大制度缺失,特别是应收账款、知识产权等权利。

从监管部门层面看,希望在制定相关政策时更兼顾中国实际情况,“要有制度自信、要有定力”。从改革开放开始,无数西方的权威机构和经济学家都预言如果中国不开放资本流动将无法发展经济,事实证明有序逐步开放资本市场保障了国家经济安全并且没有影响经济发展,再如中国房地产金融政策始终坚持首付制度、四证制度,事实证明这对控制房地产市场金融风险至关重要。

如何对待金融创新问题上,希望监管部门能够继续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坚持制度自信。金融的本质是资金需求者和供应者的契约,因此在这环节当中,资金的用途、最终风险承担者的信用水平、各环节所负的不同责任清晰明了是避免过度融资的关键。以资产证券化为例,美国的次贷危机根源在于贷款经过多次包装和信用增级,最终购买者已经不甚明了资金的原始用途,也不清楚各环节参与人的责任,每个参与人都只看到好的一面,从而因形成过度融资的局面而最终崩盘。最近在看国内ABS的时候也发现有这一趋势存在, 资产的提供者不提供资产的明细清单,资产的购买者只能相信交易所的审查,而交易所并不承担违约的兑付义务。

中国经济发展的幸运一面就是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为监管部门提供了强大有力的监管武器。以政府融资平台为例,如果要求各家银行都提供融资的具体项目,就能极大遏制平台过度融资,这些看似繁琐的工作采用现代的信息技术将很容易实现。

从银行同业层面上讲,大力推动银团贷款是避免过度融资的有效方法。在我国商业银行合作意识尚处于薄弱的阶段,建议监管部门可以进行适当的行政干预,比如规定国家调控行业项目贷款超过一定规模必须有三家银行以上组成银团才能贷款,如此才能逐步形成企业和银行接受银团贷款的良好金融氛围。

从商业银行自身讲,要重视信贷文化的建设。究竟什么是信贷文化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课题,就是在审批项目时,究竟是银行的信贷政策重要,还是单一项目的沟通重要。记得我刚进银行的时候,师傅就对我讲,“铁路要守纪律,银行要守规矩”。就是说,如果在铁路上不守纪律,该停的时候不停,就要出事故,在银行工作如果不守规矩,该经过的程序不经过,就要出风险。这些年号称要打破银行规矩的人虽有一时的成绩,孰不知那是因为信贷业务的规律就是效益在前、风险在后,而终究不能免于面临巨大风险的后果。前车之鉴,当为后事之师。

(作者系中国民生银行授信审批部副总经理)

 

甘少浩:银行通力合作 防范过度授信

近年来,部分地区信用风险释放有加快态势,这与前些年信贷大规模集中投放有关,与一些企业盲目乐观、过度投资有关,与银行业信贷管理体制机制不够完善有关。从微观层面看,与部分企业高财务杠杠有关。在一些地区,企业过度融资、银行过度授信,授信安排中过度依赖担保等问题相互交织,使得信用风险问题更加复杂。

从银行自身来看,各家银行都基于自身的内部评级模型对企业评级授信、确定“合理”授信总量。但多家银行的授信总额累加起来,往往超过企业实际承债能力。当经济环境较好时,各家银行都愿意提供授信(而且出于自身利益考虑,经常都希望在“优质企业”的授信总量中占大头),这个时候潜在矛盾容易被掩盖;当经济环境出现不利变化时,一旦有银行开始“撤退”,往往容易引发“踩踏”,导致企业资金链断裂。更为麻烦的是,在一些担保圈问题较为突出的地方,不少原本正常经营的企业由于承担代偿责任导致自身被拖垮,进而引发更大面积的企业陷入困难,由此可能将面临系统性、区域性风险。

防止过度融资、过度授信、过度担保需要银行间的合作,这种合作机制既需要监管部门引导、参与,也需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近年来,在一些地区信用风险暴露较为集中的地区,各家银行普遍希望监管部门能够牵头搭建协商平台(如联合授信机制),明确某家银行的“主办银行”地位,以便协调各方行动,合理控制大企业授信总量。从实践看,在监管部门的牵头和引导下,类似协调机制在一些地方处置重大风险事件中发挥了积极作用。除了牵头协调外,监管部门在解决银企信息不对称方面还可以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从实践看,过度授信在一定程度上源于单家银行难以全面掌握企业各类负债状况,但监管部门能够获取来自各家金融机构的全面金融信息,有能力为各家银行解决信息不对称提供便利。例如,采取某种方式“打通”人行征信系统与各家银行信贷管理系统,实现人行征信信息更便利的批量化调用等。

从长远看,这种合作机制的形成需要更为充分地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例如,不少发达国家银行业都采取银团贷款的方式为大型企业提供融资服务。银团贷款的牵头行不是政府或监管部门指定的,而是市场认可的。银团贷款的牵头行往往在某些领域内具有业界公认的专业能力和市场声誉(如德意志银行在船舶融资领域),只要是其发起的银团贷款就容易被市场接受、能够很快“分销”出去。这种地位是长期积累的结果:牵头行要保证自己发起的银团贷款能够被客户接受,就必须确保贷款定价合理、条件适当;要确保银团贷款顺利出售,就必须确保风险缓释措施有效、贷后管控安排到位。归根结底,是市场机制在约束牵头行的行为,迫使其不断提高自身能力、不断提升自身口碑。尽管国内银行业市场环境与与国外差别较大(如国内银行业往往持有贷款到期,贷款出售市场尚未成形),但是从长远看,市场机制必然将在银行业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当前,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应当尽快建立退出机制,如允许打破兑付刚性、允许个别不规范金融机构破产。让那些不守纪律、不尊重规律、固步自封的金融机构在市场竞争中淘汰出局,反过来促进银行业在竞争与合作中实现良性发展。

(作者系中国建设银行信贷管理部行业二处副处长)

 

张敏:信用风险问题缘于银行多年膨胀发展

现阶段,国内金融市场中的风险状况正在蔓延扩大,这种蔓延扩大还会产生集群行为。中国过去十年的经济发展基本可以定性为资源和资本驱动发展模式,这是全面扩张的十年。在这个过程中,单个企业的过度负债是有利的,因为企业依靠杠杆可以得到更多更可靠的收益,但是,如果所有企业都采用这种过度负债的方式,就会产生巨大的市场风险,大量的企业也会在风险爆发后破产停业。

另一个角度看,现阶段国内大部分行业的资产收益率不断下降,其中大部分已经下降至5%以下。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出台了一项重大措施,即通过大量发行货币以增加流动性来缓解这个问题,而大量发行货币会产生货币追逐资产的后果,直接导致银行体系内和体系外的资金出现双轨制,并在此期间产生巨大的价差。这个价差如此之大,导致银行和实体经济之间的循环在逻辑上出现一个巨大的流动性。

当然,现阶段国内商业银行的内部经营也存在一些问题。伴随近些年实体经济的膨胀发展,银行业也在膨胀发展,那么在实体经济出现过剩以后,银行就自然会出现过剩,资产过剩也就伴随出现了。资产过剩的后果就是所有的银行都被“绑着向前冲”。在这样的环境下,整个市场出现过剩,银行自身的放贷能力也出现过剩,接着去追求快速扩张,比如过度负债的问题就是由于银行业的过度竞争而导致的。在经济发展的最初,银行机构数量较少,每个银行都计算好自己的抵押品门槛,单个企业如果达不到银行的准入门槛就会被拒绝,由于银行房贷的门槛限制较多,就会逼迫企业走向市场寻找其他的融资机会,并逐渐形成保护圈。到最后银行要撤退的时候,就会面临“囚徒困境”,谁都不敢撤退。

从风险角度审视银行业的业务革新,有两点值得关注。第一,每个银行需要认真审视并制定符合客观经济发展实际、符合自身条件的长期发展战略目标。不能凭空想象和制定不切实际的发展战略,如果金融市场中的所有银行都不切实际,那必然会带来整个经济的灾难。第二,银行内部控制有待改善。现阶段国内银行的内部控制存在一些放松的地方,原因在于国内银行业总是基于各种思路和理论,迷信一把“尺子”。而这把“尺子”是一把计算粗糙的尺子,这就导致了内部控制的某些地方出现放松。从风险控制的角度看,看不见的风险才是最严重的风险。近年来信贷业务的释放会使得许多业务超出银行风险控制的监管范畴,这其中可能隐藏着比信贷业务更大的风险。

从监管诉求角度讲,第一,审视银行的保全资产,企业的资产本身具有价值,但是由于银行的不理性行为,导致了企业的资产从经营性资产转化成破产清算资产。因此,就需要进行有序地撤退,这不应该由具体某家银行牵头组织,需要有机构帮助银行形成一种机制。第二,银行业需要形成银行业联盟。在出现恶意侵害银行利益的人或事件时,银行通过银行联盟团结起来共同抵制。同时,制定银行间黑名单共享机制,对其中任何一个被纳入黑名单的顾客,整个银行系统都拒绝为其提供服务,或者可以对其采取一定的惩罚措施。这样的一个同盟,能有有效避免客户的恶意讨债现象,实际控制客户有意讨债的行为,并对这些损害银行利益的行为起到一定的遏制作用。

(作者系华夏银行授信审批中心副总经理)

 

王琛:甄别优劣企业 避免羊群效应

从当前的金融形势看,目前信用风险形势比较严峻,包括钢贸、煤炭、大宗商品等等,连续发生系统性风险,审批条线的工作人员时刻有一种如履薄冰的感觉。从我们审批情况看,几乎所有的企业都存在过度负债问题。我们曾经也想过做一个模型,测算企业过度负债情况,对于过度负债的企业我们不介入,但发现绝大部分制造业企业或贸易型企业都有过度负债的情况,而且银行之间存在激烈的竞争,如果银行对存在过度负债的企业都不给予融资,那么基本没有客户可做了。企业过度负债确实是一个难题,需要监管以及同业更多的手段和智慧来解决。

近期来看,除了银行信用风险全面上升,企业现在也很紧张,企业都有上下游关系,不少企业的应收款、预付款出现坏账,因此很多企业已开始收紧信用,见款放货,持续下去整个信用链条可能会出现问题。

目前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宏观政策方面需要更深层次的反思,企业全面过度负债、信用风险大范围暴露,与前几年的宏观政策是有关的。如果从银行层面反思,银行可能太激进了,不管形势如何,每年都要求在现有业绩、利润的基础上增长百分之三、四十。逆势飞扬,最后可能会摔得很惨。目前来看几乎所有商业银行都存在这样的问题,因为利润、规模等各种指标压力,客户经理不得不降低客户的准入标准,去拉拢一些收益相对较高、风险也相对更大的客户。

关于如何避免羊群效应?首先要对客户做一个甄别,判断受困企业是否值得救,如果确实属于落后产能、竞争力差,就应该任其破产。淘汰掉这些落后产能,行业内的其他企业才能获得更好的发展空间,行业才能健康发展。当然让没有竞争力的企业破产对地方经济肯有冲击,但这是我们需要付出的代价,政府、银行以及其他债权人必须承受相应的损失。现在很多地方政府出于维护本地经济、就业的原因,行政干预银行的信贷决策,对银行形成压力。救助落后产能,长远来看是有害的。

但是有些企业本身产品有市场,有一定的竞争力,只是资金链紧张,一旦一家银行抽贷,引发羊群效应,就会导致企业资金链彻底断裂,银行、企业都是输家,这是我们要尽量避免的。从已有的案例看,对于这种有救助价值、但资金链紧张的企业,形成债权人委员会是比较好的手段,各家债权银行保持现有份额不抽贷,同进退。由于企业与银行、银行与银行、企业与政府、银行与政府、银行与其他债权人之间存在微妙的多方博弈关系,这种债权人委员会最好由银监会或行业协会出面组织,帮助企业渡过难关。

银行提高信用风险管理能力,防范系统性风险,加强行业研究是一个重要方面。行业研究必须有前瞻性,比别人快半拍,当所有人都意识到某个行业不好、想退出这个行业时,已经为时已晚、退不出来了。以光伏行业为例,中信银行从2007年开始大力支持光伏行业,信贷增速曾以几何级数发展,同时我行每年召开专项的光伏行业研讨会,预判形势。2011年下半年我们判断光伏行业的拐点已经出现,行业即将面临全面洗牌,大部分企业可能被淘汰。基于这一判断,我们开始阶段性的紧缩对光伏行业的信贷投放,从部分高风险客户中退出,成功避免了光伏行业的系统性风险。其实我们的判断也只是比其他银行早半年而已。因此,在大环境不好,冬天即将来临时,银行应该加强对行业发展的研判,并适时调整战略目标。

(作者系中信银行授信审批部审批四部总经理)

 

陆桂娟:银行合理定位 控制信用风险

如果由监管部门组织银团贷款,降低信用风险集中度,我认为,在组织银行贷款过程中,监管部门应当保持一定的独立性。这里的独立性是指监管部门应当以规则制定者自居,通过下发一定的风险提示,风险指引,避免银行业的风险积聚,而不应参与到银行的具体业务中。监管部门在几年前就建立了大客户风险预警统计系统,将各家银行对集团客户及其关联企业的授信额度、风险分类等信息予以监测,并定期向商业银行发布风险提示,增强了商业银行对风险判断的预见性和前瞻性。

关于运用资产证券化手段来解决信用风险的转移问题,我认为任何创新都应本着“成本可算、风险可控和信息充分揭露”的指导思想。众所周知,2014年平安银行在交易所发行了资产证券化产品,这在国内尚属首例。我们选择了小额消费贷款作为资产包,也是响应国务院有关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拉动消费的号召。未来,伴随ABS量的扩大和各家银行的更多尝试,ABS业务的模式会更加广泛。

从信用风险角度看,2014年国内银行业不良贷款余额和比例都在上升。1.16%的不良率,表面上看似乎不高。但是值得关注的是,在不良贷款指标中,关注类非应计贷款指标(业内称之为“关非”)的升幅很高,这甚至让银行的从业者包括监管者都在怀疑五级分类的真实性,偏离度到底有多少?甚至有的银行拨备转回数额很大,那么是否存在调节利润的可能?这也是摆在信息使用者面前的一个问题。

从银行管理角度看,商业银行如何实施风险管理,如何根据自身情况制定相应利润水平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从自身的战略定位、风险偏好和风险定价机制等方面着手。

首先是战略定位。银行是经营风险的行业,银行的高速发展必须考虑资本的承受能力,考虑规模、质量和效益的协同。其次是风险偏好,董事会层面要测算出银行能承受的风险偏好,据此来解决风险定价问题,在经济下行期,不一定要求贷款“双降”。如果有充裕的拨备覆盖预期损失,又有强大的资本以覆盖非预期损失,就可以适当提高不良率的容忍度。最后是风险定价机制,风险偏好确定以后,就应关注风险定价机制问题,现阶段这个问题对国内各家银行都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具体而言,银行能否建立完备的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内部评级体系,如何把风险管理实施到更加精细化的程度,从而达到精确的风险定价水平,这对当前国内银行工作者而言都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作者系平安银行机构金融事业部总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