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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生哲学—科学精神与中国之道的共融体①
作者: 高续增 / 时间: 2014年 12月号

各位学者,尊敬的主席先生,很高兴有机会在这里阐述我对共生哲学的看法,并借此机会就相关的认识教于各位老师和朋友。

我以为,共生哲学是当代时事政治的实践与关于公共社会管理的学术实行探索相结合而产生的一个新的思想观念,这既是一个理论问题又是一个实践问题。它产生于21世纪的中国不是偶然的,它的最根本的核心,是坚持认为人对客观世界的积极进取的精神也应当深入到对社会组织进行管理的实践中。

当前西方那些最发达的国家都在社会管理的实践中遇到一个关键问题,那就是要不要对实行已久西方式的民主政治进行突变型的变革,我以为,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有待于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经验和理念,把中国人在几千年来在治国实践中所积累下来的自信心移植到西方政治理论中来。

由西方人创新出来的科学精神让人类获得了空前的文化成就,这与它的社会映像——民主政治的密切跟进分不开,但是实践已经证明,西方的民主政治也不是完美无缺的,在当前世界各个民族文化大融合和人类科技爆发性的飞跃的情况下,它已经到了对自己文化进行反省的时候了,就像中国人从一百年前开始做的一样。

中国人在历史上因为过分执著地坚持施政者的主观意志,虽然创造出社会管理方面的巨大成功,但是始终没有解决好从根本上化解掉社会各个层面之间的时紧张时缓和的矛盾,使得中国一直未能把社会管理的水平和有效性提升到西方国家最近200年来的成功程度,反而从18世纪开始陷入了深重的灾难。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自汉唐以降,儒家经典成为中国人的治国《圣经》以后,所有有志于治平的鸿鹄大才,莫不以孟子的天下己任精神自励自诩,这样的一种自信,构成了中国历代朝廷的官僚体制机构的大无畏的主动施政的源动力。这是中国两千年来中国大体维持稳定的重要基石。官员们施政时所依据的,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法律法规,更多的是他们依据儒家学说的经典言说再经过自己的理解和判断所作出的决策。除了朱明王朝先期的过分掌控、后期的荒唐放纵以外,所有大的朝代(汉、唐、宋、清)的吏治都是可圈可点的,这是留给我们后人的中国政治历史的正面经验。我将这种主动施政的精神,称为“大政府哲学”。然而,这样的治国理念虽然能在一定时间段让中国富庶,却总也无法让中国摆脱“治世——乱世”相互交替的周期性困扰。

民国初年,中国学者中的多数(除了梁济、王国维)都一致拜倒在西方人发明的议会制度理论前,后来的历史证明了梁济和王国维的悲观并非杞人之忧。上个世纪前半叶民国政府施政的挫折证明了,中国这样的有着老大帝国底子的巨型国家直接实行西式民主是不妥当的。

世事沧桑,又一个甲子过去了,中国在经济上发生了意想不到的的巨大改变。但是实行权威政治的中国现在仍然坚持拒绝西方的民主政治,所依据的,我看还是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天下观,只不过执政者用的是另一套语言来进行解释。我以为,就是因为中国人固执地坚持大政府的做法,才在经济上获得了令西方人歆羡的成果,究其原因,是中国人的治国伦理中蕴含着西方人政治伦理中应当有而恰恰欠缺的内容。中国人现实的成就越来越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冷静的西方学者的注意。

英国《金融时报》20141022日刊载了马丁-雅克(畅销书《当中国统治世界时》的作者)的文章“西方对中国经济崛起的短视看法”,他在文章中指出:“中国治理国家比西方更成功。”他认为,中国的成功是因为中国的政府模式使得施政者更能“战略性地思考问题”。这不禁让我想起一件发生在20多年前的事。

19881月,75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齐聚巴黎发表宣言:“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到2500年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邓启铜:《中国传统文化经典读本·第一辑·论语》)

但是在1988年,当时的中国人没有几个会把这样的一段话语当一回事的,这段话只在极少数的中国人之间传递,因为那时的中国正在被自身的社会问题所困扰。

那么那75位智者为什么会有这样“怪异”的言论呢?

——因为他们比别人更早地看到了西方文明再进一步往前发展时必然会遇到的障碍,这就是所有现行的民主社会的社会管理机能的缺陷——政府理念的先天性不足——政府功能主动性的缺失,这个毛病在以往的时期里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未能充分暴露,或者没有机会对社会的进步造成影响,但是从1990年代起这个缺陷越来越清晰地展现出来。

引起大家普遍注意的先是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大潮,袭击了包括韩国在内的十几个东南亚和东亚国家,后是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世界性的金融动荡,紧接着一两年后是欧洲金融危机,其实,还应当加上日本从1990年代初开始直到今天的长期经济衰退,把这些一连串的事件打包进行综合的分析研究,我有所发现,这一连串危机的内部都隐藏着让这些国家发病的同一个病原体,是它使得那些完全市场经济的国家患上了这样一种通病,——我给出的诊断是,它们都患上了“非获得性政府机能缺失综合症”,这些“病夫”在风平浪静的年代里不会有什么症状,而当一旦社会生活发生剧烈变化时,症状就会显现出来。

首先说说我给出的病名。说它是“非获得性”,是因为这是西方社会的政府从胚胎里就没有生成那样功能的基因,是先天的功能缺失,而不是受外界感染后而得的流行病,这个病症的原由是西方人文化理念的某种不足造成的。

16世纪,西方人引进了中国人的文官政府管理方式,而后不断加以制度创新,最后发展成由议会政治所主导和控制的“有限责任政府制度”。一直以来,西方人的政府形态一直如此,200多年来略无变化。这样的一个制度创新让西方人获益匪浅,也对这样一个制度的生命力和合法性引以为自豪,它也确实取得了世界范围内的巨大成功,引领世界走进了现代社会的门槛。

但是时代在变迁,他们的政府所充当的一直是主持社会管理的“不完全角色”(除了特殊时期如世界大战期间)在最近几十年在经济领域和社会治理领域都遇到了不大不小的麻烦,我是这样分析其中的原因的。

那个政府是由一群“仆人”所演化而来的,干好了,再多干四年五年,干不好立马卷铺盖走人。这样的政府组成很像是一个临时拼凑起来的打工者小集团,尽管他们是从社会精英中选拔出来的,但是“主人们”一直对他们怀有戒心,始终不愿意给以太大的行政的和法律的权力。赶上太平年月,不遇到大风大浪,还算平安无事,一遇到“史无前例”的大事件,这个办事的机构就会因为决策权力的限制变得无所措手足。例如,冷战的终结,互联网科技等一系列新技术新观念的产生,

最近30年,中国人在顽固坚守“大政府政治”的同时又引入市场经济法则,于是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引起了世界所有国家所有学人的关注。这是个不符合“惯例”的现象,不但西方人看不懂了,大多数信守马克思主义的中国人也一直不打算从心眼里接受这个怪异的现实。这30年中,人们或是从西方人的角度研究它,或是从中国的执政者的角度研究它,很少有人从更加超脱的视野客观地对它的文化渊源与实践效果两方面综合对它进行深入的分析研究,已有的解释只是用了一个新词——“中国模式”来对它进行一个大略的概括,它生成的机制是什么,它内部的机理是什么,其实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论题。我以为,在共生研究院旗下集合起来的一群“好奇的思想者”现在所要做的工作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就是着手解决这个问题。

我很欣赏钱宏先生的如下主张:超越传统观念中“道不同不相与谋”的封闭狭隘的局限,提倡道不同亦相与谋。

从历史上看,中国盛唐文化就是在中国儒家传统与外来的佛教文化之后产生的。儒家与佛家,从思维方式和关注要点来看都是迥异的,但是它们之间的熔融却在中国人后来的社会生活中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弥补了中华文化关于人的生活意义方面的不足和盲点。而开启人类文化辉煌一页的文艺复兴则是基督教新教伦理与古希腊美学哲学逻辑学相互杂交后才得以产生的。

从现实情况看,中国当代社会的管理模式虽然有效地维持了社会稳定,但是无论以西方人的眼光看还是考察中国人的切身体验,社会中还充满了许多不和谐之处。许多弊病就来自大政府哲学。西方社会文化上述社会问题,依照我们中国人的眼光看,恰恰缺少的就是中国人的“大政府”理念。我相信,如果这两种不同的文化能够相互交融,互相汲取、互相学习,那么一定会是的双方都能在今后克服自己的困难,并创新出行的社会管理模式,以造福人类,造福千秋。

我相信,有关共生哲学的理论和实践一定会引起越来越大的社会关注,并在今后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进程中发挥巨大的作用。

西人科学不知道②

中国之道不科学

他日世界成一统

必是二者相提携

谢谢大家。

 

注:①本文是作者在第三届全球共生论坛会议上的讲话稿。

②荀子曰:治之,要在知道,人何以知道?曰: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