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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祝黄达先生90大寿
作者: / 时间: 2015年 1月号

黄达先生,1925222日出生,天津市人。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教育家,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博士生导师。黄达于1946年就学于华北联合大学政治学院财经系,不久转为该院研究生。1946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从1953年起,他先后任教研室主任、副系主任、系主任等职。从1983年起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199111月至19946月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1991年开始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校务委员会名誉主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金融学会名誉会长、中国企业联合会副会长。201161日获得首届中国金融学科终身成就奖。

 

山高水长话先生

王松奇

 

恩师黄达先生90华诞快要到了,听说老师前几天刚刚获得吴玉章奖,并在颁奖典礼上发表了非常精彩生动的即席演说,作为学生,看到老师年届90身体精神依然健硕,心中无比高兴,至于这个奖项那个奖项,只是实至名归,德者居之,身体好胜过一切。

黄达老师是中国金融学科的奠基人,是学界公认的泰斗,因此,在学术上已无须再加置评,作为老师第一届三名博士生之一,1988年博研毕业后唯一留校得以近距离观察学习老师处事风范的学生,我在用文字向老师祝贺90大寿时特别想说的是老师道德修为方面的一些事儿,这不仅是我们50后这一代远远不及,至于60后、70后及至80后、90后这些小字辈们,则更是等而下之的了。

19887月博研毕业后,我留校任教,并从9月份开始担任人大财经系金融教研室主任。当时,中国人民大学校长是袁宝华,黄达老师是常务副校长,主持全校日常工作。我记得当时的制度是每周三下午系里各教研室活动,这是不坐班条件下,老师们每周来校见面的日子。我印象中,黄达老师只要学校没有重要活动都会来教研室看一看。听系里的老师们说,因为黄达老师尽管肩负常务副校长重任,但还一直坚持给研究生讲课,因此每年系里都有一份黄达老师名下的年终奖金要发,但每次联系黄老师时,他都是一个态度——“把钱捐给系学生会吧”,多年以来,一直如此。由刘鸿儒老师发起设立的中国金融学科终身成就奖第一位获奖者就是黄达老师,奖金100万,黄达老师当时就表态:奖金捐给学校吧。

本来在1982年就获得博导资格,但黄达老师为了等待77级、78级本科生完成攻读硕士学位,直到1985年才开始招收博士生,当年,四川财院(现西南财大)的曾康霖老师给黄老师推荐了两名优秀学生邓乐平和周慕冰,在《光明日报》刊登的招生简章上也清楚注明招生数量2名。我当年在天津财院硕士论文刚通过答辩,无意中在《光明日报》上看到这则招生启事,就不知天高地厚地报了名,及至后来才知道,黄达老师之所以接受邓乐平和周慕冰,除这两人条件优异外,还因为邓乐平硕士论文写的是货币需求,周慕冰硕士论文写的是货币供给,而1985年黄达老师刚好承接了一个“七五”社科重点课题:“货币供求问题研究”。我的硕士论文题目是《马克思货币理论的形成过程》,可以说距离黄老师课题内涵从现实感方面说实在是相距千里。既无得力老师推荐,又与黄老师从未谋面,因此,当年报考黄达教授的博士生在天津财院里给人一种异想天开的印象。顺便说一句,1985年春节过后,蛇口工业区组织部长虞德海曾带人到天津财院来招研究生,和我们都见了面,我曾表示出对这个改革开放试验区的强烈兴趣,虞德海当时说,“你是学金融的,去了后让你当人民银行行长”,我当时还写信给吉林的家人商量此事。后来为什么看到《光明日报》上的招生简章又改了主意?我想主要原因大体有二,一是1966年红卫兵大串联时,我妈临时在西院邻居家给我借了10元钱做盘缠,从前郭到白城,再到沈阳、大连,特别是在大连住了几天后10元钱已花的所剩无几,所以到北京后,其他4名同学都在天安门前摄影留念,我因囊中羞涩,便顺口说“我就不照了,以后我要到北京来住”,惹得一阵哄笑,报考人大博士生首先让我想起的是小伙伴们的嘲笑;二是对黄达先生的景仰。在天津财院读硕时我报考的是金融史方向,导师石毓符老先生,时任天津财院副院长,据说早年在南开时就是深得钱荣堃等先生敬重的老一辈,但我入学刚一个半月,石先生就因心肌梗塞突然去世,当时曾联系转学到五道口在甘培根研究员名下继续金融史方向的学习,后因户口问题未果。报考博士生想投在黄达先生门下,也是想碰碰运气看能不能撞进金融泰斗的门内。笔试那天我很兴奋,正闷头答题时,有人过来看看桌上的准考证,又在我肩上轻轻拍了一下,我抬头看了一眼礼貌微笑一下又继续奋笔疾书了。及至接到面试通知来北京时,我惊讶地发现,笔试时在我肩膀上轻轻拍了一下的正是导师黄达先生。这倒是让我想起了《西游记》里孙猴子初到海外学艺时,师傅见面什么也没说只是在它后脑勺拍了三下的故事。事后得知,黄老师给邓乐平、周慕冰和我每个人的金融专业课成绩都是90分。其实我本人无论笔试面试都很难达到优秀水准,为什么老师给我这么高的分数,我想来想去,答案只有一个,就是黄老师看过了我的文章,在19831985年间,我在《金融研究》《财贸经济》《中青年经济论坛》及一些大学刊物上发表了15篇文章。文章自古就是穷孩子的进身之阶,我也毫不例外,是文章令我侥幸得中,喜登龙门,忝列于黄达先生门下。

从天津到北京,只不过一百多公里的距离,30年前的天津财院与中国人民大学之间,是一个普通财经高校与顶尖大学之间的距离,从天财的硕士生环境到人大博士生环境的改变,给我的感觉就近乎是从“江湖之远”到“庙堂之高”的转变。1985年胡耀邦任总书记,赵紫阳任总理,小平同志身体尚好也在积极发挥作用,北京到处涌动着改革探索气息,黄达先生关注的总是金融改革和宏观调控最前沿、最核心的一些问题。考入黄达老师门下给我的感觉就好象是一个在深山老林里打游击瞎转悠的猎人突然加入正规军并成为进入主战场参战的士兵。考入黄达先生门下的第一年,我感触最深的是黄达先生对巴山轮会议提出的改革初期宏观政策环境问题讨论的强烈关注,我于是开始大量搜集巴山轮会议资料并系统研读台湾银行研究室编印的那一百多种《经济学名著翻译丛书》,这成了我理论联系实际、从实际问题中反过来钻研理论的生活起点,而这个起点是黄达老师恩赐予我的。

有一个问题,我至今仍百思不得其解:黄达老师在招生问题上为什么如此如此?1986年,来了三个学生参加考试——四川财院刘锡良、湖北财院郑先炳及五道口的彭纯,这三个人如今都成了名人或大人物,就是论起当年水平,均不在我和邓、周之下,为什么黄老师专业课给了他们一样的不高的分数,这明明是不想收的意思。后来听说还有几位当时就身居高位现在已成为国家栋梁的人物,都曾表示过想入门墙之意,也遭到黄老师婉拒,以至于现在每年老师过生日时正牌门下的学生连一桌人都凑不齐,联想到现在全国博导招生时重点争夺“官博”“商博”的流行现象,想想黄老师30年来不为物欲横流大势所动的种种事迹,真令人重新想起“众人皆醉唯我独醒,举世皆浊唯我独清”的古句来。

我和邓乐平、周慕冰是中国第一届金融专业博士生,毕业后,邓乐平回成都,周慕冰到国家体改委,我则留校任教,算是三个人中和老师相处时间最长的一位。这么多年和老师接触,我从未听老师说过什么人的坏话,而明确得到老师赞扬的人倒着实不少。据我所知黄老师评价最高的人就是王传纶教授,他多次跟我说:“王传纶老师真有学问,有真学问”,“王传纶老师的功力,人大现在的年轻人中没一个人比得上”。黄达老师曾提到过人大老师的讲课能力,说高鸿业、侯梦蟾老师讲课精彩。讲到胡华教授,他说:“人家胡华讲课,连林祥谦就义时穿的是胶鞋还是布鞋,是站在土地上还是一个木制包装箱上死的都讲得明明白白”等等。黄达老师一直强调做学问一定要沉下心来,而他老人家就是践行沉心治学的典范,在如此高龄的条件下,黄老师还在不断思考金融学科建设问题,密切关注中国金融改革与金融实践的进展,还在我们中国社科院金融所的杂志《金融评论》亲自撰写(不是由学生代笔)理论文章。

范仲淹在《严先生祠堂记》中有语:“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在老师黄达先生90岁生日即将到来之际,用范仲淹的这16字表达我对老师道德修为的敬仰之情最为贴切。

因篇幅关系,只能写到这里,敬祝老师寿比南山!

(作者系本刊主编)

 

我的老师黄达

贝多广

 

我是恢复高考后上海财经大学(当时叫上海财经学院)第一届即1978级的本科生。当时财经院校刚刚从文革的毁灭中重建起来,学生多是从乡村工矿中来,放下教鞭已久的教师也是从各行各业陆续回归,我记得有一位老教授返校前正在一所小学教英语。最要命的是,教材一时青黄不接,只能用白皮的油印讲义临时凑和。我学的是金融专业,金融专业中最重要的专业基础课是货币银行学。当时的授课老师王学青先生告诉我们新的教材正在印刷,暂时先用文革前的教材。不管怎么说,我们已经感到欣喜,因为这可能是当时唯一一本比较正规的教材,正式出版、装帧漂亮、蓝皮封面。当时我们都把它称作“蓝皮书”,反映出它在金融专业中的经典性和基础性的地位以及其他白皮油印讲义所不具备的正规性。这本教材的全名叫《资本主义国家的货币流通和信用》,作者是周作仁、杨承祚、黄达和林与权。这是我第一次知道黄达老师的名字。因为当时的油印教材一般不署名,这本蓝皮书的作者署名格外令人印象深刻。随着后来接触专业文献多起来,我发现四位作者中的前两位已不太活跃,黄林两位曝光率较高,而黄达老师尤其突出,不断有新的专业论著发表。我才明白黄达老师当时已是金融学界不算最资深但却冲在最前沿的顶尖人物。蓝皮书对于这一代金融学子应该是记忆深刻的。我们学到了十捆羊毛换一张牛皮的等价原理,我们学到了格雷欣的“劣币驱逐良币”法则,我们知道了股票交易所是所谓虚拟资本,我们也知道了通货膨胀对收入再分配产生影响,我们在至少两到三个章节中被告知资本主义国家会不断暴发货币信用危机,甚至面临着一场总的危机。后来与黄达老师认识以后,才知道蓝皮书是在上世纪50年代按照苏联教材改编而成,基本上还是苏联的教学框架。改革开放之后,使用这本教材实在是饥不择食,聊补无米之炊。蓝皮书是我的第一本金融启蒙教材,从这意义上说,黄达老师正是我进入金融学殿堂的领路人。

1982年夏我留在上海财大,开始攻读货币银行学硕士学位。这段时间我比较系统地阅读有关财政金融的中外文献。在众多书籍中,《社会主义财政金融问题》一书对我影响至深。这本书的作者是黄达、陈共、侯梦蟾、周升业和韩英杰。这本书完全摆脱了苏联框架,立足于中国现实,尤其在改革大潮正欲兴起,理论如何应对现实的历史转折时代,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财政金融分析体系,对变革之际的一系列现实问题提出了极具启发性的真知灼见。该书分上下两册,我记得当时读完上册,就着急去书店看下册是否有卖。我相信黄达老师因这本书而奠定了他在中国金融学界的领军地位。对于我们这代学子来说,这本书的价值是让我们从国外文献中走出来开始认真思考中国的现实经济问题,并领悟到探讨中国财政金融问题的广阔空间。我在这套上下两册的书页中留下了无数的条条杠杠,写下了无数的蝇头笔记。

大概在1984年年底,我的研究生学习接近尾声,学校让我留校任教。正此兹时,我读到黄达老师新出版的巨著《财政信贷综合平衡导论》。这部著作把《社会主义财政金融问题》中已经显露出来的将财政金融两大部门综合考虑的思路进一步进行宏观性的理论表述,既高屋建瓴、气势磅礴,又框架清晰、条分缕析,有时娓娓道来,有时层层递进,我简直惊呼,如此地逻辑严密、结构完整、无懈可击、鞭辟入里,除了读马克思的《资本论》时有这种感觉,其他书籍很少给我这种震憾。我当时真的简直佩服的五体投地。我听说黄达老师已经开始招收博士生,我暗下决心,我为什么不去寻找这位导师呢?

在我的硕士生导师龚浩成老师的介绍下,我在中国人民大学找到了黄达老师。当时黄老师住在人大林园一栋安静的教师楼里,他在紧凑的书房里接见了我。我说明了来意之后,黄老师似乎已经了解了我的所有情况,然后不无惋惜的告诉我,他早几年就可以带博士生了,之所以没招,是因为他想等待恢复高考后正式本科毕业然后又上完研究生的那批人出来时再招,恰好时间是1985年。但是,在我来之前,西南财大(当时叫川财)曾康霖老师已经推荐两位研究生,前不久天津财院也有一位研究生要来,他今年招不了这么多。他接着说,你的特点是比较洋气,研究生期间主要是学习美国金融,他也知道我的另一位硕士生导师王宏儒先生是留美归国的。根据我的特点,他建议我考虑报考人大的另一位博士生导师王传纶教授,他说王老师学贯中西,财金皆通。而且,如果你们几位考试后被录取,我们的安排是放在一起形成一个小组,他本人和王老师同时都是我们的指导老师,彼此不分厚薄内外。我当时虽然相对于拜访时的初衷有点失落,但一次忐忑不安的求教很快就转变为推心置腹的点拨,我为此又感到非常幸运,因为我有机会同时获得两位学界大师的指导。事实上,在随后入读人大博士的三年生涯当中,确实正如黄达老师先前告知的,我和邓乐平、周慕冰、王松奇作为人大财政金融系第一批四个博士生都在黄达老师和王传纶老师的悉心呵呼下成长起来并顺利完成学业。在离校之后的20多年里,也始终保持了这种紧密的师生关系。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小微金融研究中心理事会联席理事长)

 

高山仰止 垂范后人

王广谦

 

2015222日,是我们的老师黄达先生九十华诞。松奇师兄策划在他主编的《银行家》杂志做一期封面人物,为老师庆贺,邀请我们同门弟子写些文字,并说由于编辑、印刷、出版时间的原因,要我们即写即送。

认识先生,读先生的书、文,听先生讲课、讲演已有三十余年。入门细学,至今也已24个春秋,羊年流转,恰好两轮。日月交替,斗转星移,春风化雨,润物无声,不觉间先生已届九十。桌前静坐,思绪纷纷,感慨良多。写些什么呢?

黄老师是一位大学者,他对中国金融学理论体系和学科发展的贡献无人能比,对他的学术贡献怎样评价都不会过高。我不应该再多写这方面的文字了,因为不久前,在他荣获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的颁奖典礼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扬受命宣读的颁奖词已有权威的字句:“黄达先生,中国经济金融学界之泰山北斗。他徜徉浩淼幽深之经济金融天地,揭秘揽胜;结缘货币银行学65载,培育东西方两个文化平台自由漫步之英才。他博古通今,学贯中西,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西方现代经济学与中国实际于一炉,开创东方文化精髓引入经济金融学研究之先河,钟于斯,成于斯,终铸一代大家。”颁奖词中还有与四年前刘鸿儒教育基金会授予他“首届中国金融学科终身成就奖”颁奖词中几乎相同的字句:“他是新中国金融学教材与课程体系的主要奠基者与引领者、新中国经济学领域综合平衡理论的系统论证者、新中国‘大金融’学科体系的主要设计者、新中国金融教育事业的主要开拓者、新中国金融理论的积极实践者与金融决策的积极参与者。”可以不写黄老师的学术,那么,写写老师的教育贡献如何呢?

黄老师是一位教育家,他不但悉心指导了自己的入门弟子和众多受课学生,还有那么多人自称是他的私淑弟子。更加凸显他教育家地位的,是他作为教师、学者、领导者,与中国人民大学65年的历史,与中国人民大学对中国教育和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贡献,始终相伴相随,未曾有一刻的分开。他是继吴玉章、成仿吾、袁宝华之后,中国人民大学的第四任校长,中国人民大学对中国的贡献和历史地位,与他们这些伟人的名字紧密相连。而写这方面的内容,我不是合适的人选。最合适的人选应该是才华横溢的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陈雨露教授。虽同为黄老师的学生,但非他莫属。我知道,在黄老师荣获两个终身成就奖前后的资料整理过程中,雨露已经做了很多,协助他的还有张杰、翟强、庆旺等。我该写些什么?应该写一些自己在他身边的切身体会,是的,应该这样。思路刚梳理至此,松奇兄的催问电话又来了。我意识到,按新的思路要写的,需要以后完成了,我将用那篇文章为黄老师百岁寿诞庆贺。这里可以把未来要写的第一段话先写出来。

黄老师是一位好老师,是他所仰慕的吴玉章先生那样的好老师。他在吴玉章终身成就奖颁奖典礼上,谈到对吴玉章先生的感受时说,“他老人家实际是使人非常愿意在他的膝前倾听教诲的慈祥长者。”黄老师给我的感受,真的与吴玉章先生给他的感受完全一样。

我们这些弟子,真是幸运,遇到了真正的好老师。

祝黄老师生日快乐,幸福开心!

(作者系中央财经大学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