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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谈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
作者: 孙润华 / 时间: 2015年 3月号

农村信用社改革不是一套客观理性、严谨规划的科学理论,而是一个纷繁复杂的长期实践过程。在此过程中,只有渐进试错、动态调适才来得更加有效。本文就孙双伦同志的《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四问》(下称《改革四问》,发表于《银行家》20145期)提到的农信社深化改革问题谈些看法。

 

加快深化改革不“等死”

当前不论是外部环境的变化、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架构设计还是金融市场竞争格局的衍变等,都反映出一个不争的严峻现实:留给农信社深化改革的政策机遇越来越少、抉择时间和腾挪空间日益有限,加快农信社深化改革已经没有犹豫和迟疑的资本。

外部环境变化进一步挤压农信社的政策红利和腾挪空间。首先,经济新常态催生金融新常态。经济增速的回落必然带来金融增速回落,靠“跑马圈地、扩量增容”的外延式扩张发展已难以为继。而且随着农村经济结构的优化和市场化改革的推进,相对于农村金融服务产品诉求的日益多元化,农信社传统的存、贷、汇“三板斧”式的业务模式越来越显得捉襟见肘。其次,利率市场化的推进对农信社有着更大的冲击。利率市场化虽不致于大幅压窄存贷款利差,但利差空间的变小却是毋庸置疑,靠扩规模吃利差的盈利模式将难以维系。最后,存款保险制度的影响。存款保险制度的推出往往给社会大众释放的直观信号是“银行特别是小银行可能倒闭,存款不再安全”,一些存款人为自身资产安全着想,可能会将在包括农信社在内的中小金融机构存款转存大型银行或其他投资,存款“搬家”流失现象不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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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请参照《银行家》杂志2015年第3期)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