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兆星：引发非传统金融风险的八大因素

国务院参事、中国银保监会原副主席  王兆星

9月29日，由《银行家》主办的2020中国银行家论坛盛大开幕，本次论坛主题为“大变局下的银行业：防风险与稳增长”，国务院参事、中国银保监会原副主席王兆星出席活动并致辞。

王兆星提出引发非传统金融风险的八大因素，包括气候与环境恶化、全球性地区性全国性的疫情等公共卫生事件、政局不稳和社会动乱、发生国际贸易争端与经济制裁、金融科技信息系统遭到攻击、地区的军事冲突和国际恐怖的攻击、非传统金融部门逃避监管等。

王兆星特别指出，在当前形势下，我们在继续关注和重视防范传统金融风险的同时，更要关注、重视以及有效防范非传统金融风险。因为非传统金融风险往往难以预测，具有很大的突发性和破坏性，也同样会对经济社会和金融运行带来较大冲击，甚至严重威胁地区和全球的金融稳定，其破坏性可能会远超传统金融风险。此外，非传统金融风险也会通过一定的传导机制，转变为传统金融风险，威胁整个金融体系的安全。

以下为嘉宾发言全文

这次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的冲击，不仅给人的生命和健康带来了严重威胁，也对世界的经济和金融带来了严重冲击。疫情给经济和金融所带来的影响和挑战，也再一次向我们敲响了警钟，我们必须高度重视非传统金融风险对金融安全和稳定的影响。

过去我们谈到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无论从单体金融机构还是从整个金融体系的角度，往往更多的是一些传统金融风险，如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法律风险、声誉风险等，却忽视了非传统金融风险。当然，防范传统金融风险，特别是单体金融机构或者金融体系的信用风险、流动风险、市场风险等传统金融风险，对单体金融机构的安全以及金融体系的安全稳定也非常重要。

当前形势的发展，要求我们在继续关注和重视防范传统金融风险的同时，更要关注、重视以及有效防范非传统金融风险。因为非传统金融风险往往难以预测，具有很大的突发性和破坏性，也同样会对经济社会和金融运行带来较大冲击，甚至严重威胁地区和全球的金融稳定，其破坏性可能会远超传统金融风险。此外，非传统金融风险也会通过一定的传导机制，转变为传统金融风险，来威胁整个金融体系的安全。

非传统金融风险主要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个方面。

气侯与环境恶化可能带来的金融风险。大量的科学研究和实证表明，全球工业化、城镇化的加快和人们对碳排放控制、环境保护不利等原因促使气侯和环境不断恶化，各种严重的自然和环境灾害，特别是严重的水灾和干旱灾害发生的概率和频率越来越高。这些突发的、严重的自然灾害，首先会使经济遭受严重破坏，导致实体企业和家庭的财务恶化、破产倒闭、债务违约，形成金融机构的大量不良资产和损失，甚至可能导致金融机构资不抵债和支付危机，进而可能导致金融体系的信用和信任危机，导致存款挤兑和流动性危机。其次会导致保险企业因支付巨额损失赔偿，而出现资本和清偿能力危机。再次还会使整个金融基础设施系统（IT系统、交易系统、客户信息系统及网络操作系统）遭受严重破坏甚至瘫痪。

全球性、地区性、全国性疫情等公共卫生事件可能带来的金融风险。受气侯、生态、环境恶化，以及人口流动、人际交流更加频繁和密集等因素的影响，发生全球性、地区性及全国性疫情的概率和频率可能会越来越高，如果预防和管控不够及时有效，其所造成的破坏和危害也会越来越大。不仅会对人的生命、健康造成严重的威胁和损害，同时也会对企业的生产经营及整个国民经济造成严重的威胁和破坏。这次新冠疫情在全球的蔓延以及它给全球经济、全球贸易、全球投资、全球金融市场带来的严重冲击也可见这种病毒的传播带来的危害，给予了非常有利的证明，也给人类敲响了警钟。在这方面，不仅有历史的实际案例和沉重的教训，同时更面临着现实与未来严峻的挑战。刚才讲的2020年年初以来发生的新冠疫情，最初主要集中在一个城市，最后蔓延到全国乃至全球，现在它所造成的危害、影响、风险、挑战还远远没有结束。美国、欧洲以及印度这些大的经济体目前仍然在遭受新冠病毒蔓延的影响，经济处在困难和徘徊之中，使企业遭受了严重损失，人民生活遭受了严重影响。疫情导致企业停产、商店停业、学校停课、飞机停飞、运输停运、饭店关门、旅游萧条以及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断，使经济复苏更加困难。除了金融机构资产质量下降之外，更重要的是造成了人们的心理恐慌，扩大了对经济信心和预期的阴影，从而引发全球金融市场，特别是股票市场的剧烈振荡，甚至有人预言，这一次我们有可能又将面临一次新的全球性经济金融的大危机大萧条。

目前，国际金融组织特别是全球金融稳定理事会、巴塞尔委员会、英格兰银行等西方主要银行以及国际金融机构，都把由于气侯变化所带来的灾害、所引发的金融风险以及公共卫生事件、病毒传播对金融的冲击列为全球金融体系面临的重要风险之一，也成为各国金融监管当局、各国央行在未来应对经济金融风险挑战的一个重要的任务。

政局不稳和社会动乱可能带来的金融风险。社会、政治稳，经济、金融则稳；社会、政治乱，经济、金融则乱。例如2019年以来，智利、委内瑞拉、巴西、玻利维亚、阿根廷、黎巴嫩、伊拉克、伊朗、乌克兰、白俄罗斯等国家所发生的群众示威、社会暴乱和政治动荡，一方面直接威胁了国家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稳定，使经济遭受重创，生产萎缩、物价上涨、失业上升；另一方面也严重破坏了货币、金融市场和金融体系的稳定，引发了货币、金融的动荡，导致货币贬值、资产外逃、股票暴跌，金融体系和金融市场面临崩溃。

发生国际贸易争端与经济制裁可能带来的金融风险。在经济已经高度全球化、产业分工高度专业化、金融与资本高度国际化、国际清算高度美元化的今天，如果美国利用其经济、科技、金融、美元的优势或霸主地位，为实现其自身经济利益和政治目的，带头破坏国际贸易和全球治理规则，以本国法代替国际法，以本国规则代替国际规则，对别国发起贸易战、关税战、科技战、金融战，对别国进行贸易和金融制裁，将对别国的企业与产业、经济与金融、资本与投资等造成严重干扰和冲击，对货币和金融的稳定形成严重威胁，至少会增加经济、金融及投资的高度不确定性。例如美国对古巴、朝鲜、伊朗、委内瑞拉、俄罗斯等国的经济金融制裁，已经给这些国家的经济金融造成了严重的冲击和损害，导致这些国家贸易停滞、资本外逃、通货膨胀、货币贬值、生产萎缩、工人失业、经济倒退，甚至面临经济金融崩溃的风险。我们应清醒地认识到，在今后相当一段时期，美国将会不断运用经济、贸易、科技、金融等制裁手段，进一步加强对包括中国在内的相关国家的威胁与遏制，干预其他国家的政治与经济，由此会给这些国家的经济金融带来严重的干扰和冲击，甚至对其经济金融安全造成严重威胁。

金融科技信息系统遭到攻击，特别是外部的网络攻击可能带来的金融问题。当今金融体系已经高度电子化、信息化、数字化，高度依赖现代信息技术的支撑。互联网、移动支付、数字货币、数字金融、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现代金融信息科技的快速发展，在推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便利人们经济生活，赋能金融功效，促进金融模式与生态变革的同时，也增加了潜在的系统性金融风险威胁。而且这些风险具有很强的隐蔽性、突然性、系统性和破坏性，一旦发生，就是灾难性的。今天，我们的金融机构和金融体系已经形成对信息科技的高度依赖，而这些科技信息系统又具有高度的复杂性，其成熟度与稳定性还不够高，甚至其核心部件及系统还存在着对外部或第三方的高度依赖性。其灾备系统还不够完备和可靠。在这种情况下，一旦遭遇外部攻击、外部制裁、环境破坏等情况，就可能使系统瘫痪，金融业务就可能停滞，客户信息数据就会泄漏丢失，就可能引发金融恐慌和金融系统性危机。这也是我们在现代金融科技和现代信息系统高度发达的今天，除了要看到它对我们的经济生活带来的便利、发展和促进以外，同时不要忽略它可能带来的一些潜在的威胁和潜在的、突发的金融风险。

非传统金融风险也有可能来自于地区的军事冲突、国际恐怖的攻击，造成的局部乃至全面战争的爆发带来的金融问题。这些会直接对相应的国家经济、金融带来更加严重的破坏和冲击，会直接导致这些国家的经济、金融安全受到严重威胁，所以不容忽视。

非传统金融（包括部分影子银行）逃避监管可能带来的金融风险。在传统、正规金融不能满足多元化和多层次融资需求，同时传统、正规金融又受到严格监管得情况下，就会出现大量的地下非法金融、非正规金融、非传统金融，出现大量影子银行。虽然它们有时也会成为正规、传统金融的重要补充，为实体经济提供正规的、传统金融难以提供的资金融资，但是如果它们不受适当的监管，任其盲目发展扩张，就有可能积累巨大的金融风险。甚至由于金融风险具有很强的传染性、外溢性，从而威胁到正规、传统金融体系的安全，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例如，由美国引发的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尽管有各种原因，但不可否认的是，大量货币市场基金、私募基金、对冲基金、非正规金融机构发放的住房抵押贷款及其证券化、各种场外金融衍生产品交易等，对金融资产的泡沫化和金融危机的爆发，都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再如，我们前一时期出现的大量非法社会集资、不受监管的网络借贷、P2P融资、通道信托、表外理财等，如果我们没有及时有效治理和整顿，就有可能形成巨大的金融风险，甚至会引发系统性的金融风险。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在国际金融组织的推动下，各国普遍加强了对传统、正规金融机构的监管，进一步提高了包括资本和流动性在内的监管标准，由此增加了正规、传统金融机构及业务的成本，助长了非传统、非正规金融业务的扩张，这会使金融体系的风险上升。

非金融部门高额债务与非常态货币政策相互叠加可能带来的金融风险。自2008年爆发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主要国家为摆脱经济衰退，加快经济复苏和刺激经济增长，都相继实施了非常态化的货币政策，即大规模的货币量化宽松和低利率政策，中央银行大规模收购和企业债券，同时对金融机构在中央银行账户的资金支付负利率，由此来促使金融机构增加对经济的信贷投放。这一政策的后果之一，就是导致融资利率过低，非金融部门（包括非金融企业、各级政府和家庭、个人）大规模借贷，非金融部门债务水平不断攀升，甚至已经大大超过2008年金融危机前的水平。与此同时，由于中央银行通过购买各种债券向市场注入大量流动性和不断降低借贷利率，促使各类投资者为追求安全和收益，不得不大量投资政府债券和低等级企业债券，甚至是垃圾债券。由此，一方面增加了债券市场的资金供给，扩大了对债券的需求，推动了非金融部门的债务规模不断扩张。另一方面，也推动了债券、股票、房地产等资产价格的不断上涨，导致资产泡沫不断积累。在债务规模不断扩大和资产泡沫不断累计的相互叠加和相互推动下，一旦货币政策利率调整发生逆转，市场信心发生动摇，就可能出现金融市场的巨大波动，出现大规模抛售和大规模违约，大量企业就会关门倒闭破产，就会引发再一次全球性和系统性的金融危机。

上述非传统金融风险突发性强，往往以突发事件的形式爆发，首先导致经济停摆、金融服务中断等，之后引发企业和居民债务违约增加、金融机构资产质量恶化、金融市场动荡等金融风险，其中严重的甚至导致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和国家安全问题。

在2019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必须要强化风险意识、守住风险底线，保持对潜在风险的警惕性和紧迫感，主动出手，坚决驯服‘灰犀牛’问题，全面防范‘黑天鹅’事件，用概率思维应对小概率事件，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这里面所讲的风险既包括传统金融风险，也更多地强调非传统的、突发的金融风险，特别是这种类似于“黑天鹅”“灰犀牛”的金融风险，因为其更具有突发性、破坏性和系统性，所以我们应深刻领会和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要求，既要重视当前显性金融风险的化解，同时也要加强对长期隐性风险的主动防范；既要高度重视对传统金融风险的有效管控，同时也不可忽视对非传统金融风险的积极应对。因为非传统和隐性的金融风险最有可能成为“灰犀牛”“黑天鹅”，最易引发系统性风险。

为了有效和应对上述重大外部性非传统金融风险，最大程度减少这些风险所形成的破坏性和损失，我们应该做好以下几件事情。

提早加强对相关风险的全面研究和防范。分析和把握上述风险的形成因素、发生概率、传导机制及可能后果，在相关理论和数据的支持下，建立科学可靠的数学模型，加强分析、监测和预警。早形成共识、早付诸行动、早加强合作，加强预防和控制，降低其发生的概率、速度和强度。

提早完善金融机构应急服务机制。金融机构应制订详细的应急预案，充分考虑非传统金融风险因素的影响，列明应对手段和保障措施。当发生非传统金融风险，正常金融服务受限时，灵活采取备用应急措施，保持客户服务的持续性，确保客户信息的安全，为客户办理账户查询、挂失、补办、提款、理赔等业务提供更加便利的绿色通道。

完善金融应急支持机制。针对非传统金融风险制定一揽子应对预案，及时出台针对性政策，指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受影响的企业、居民的金融支持，如对运营困难企业、收入受影响个人延期还本付息、减免贷款本息、减免佣金和手续费、暂缓调整征信记录；向困难企业和居民提供小额贷款、续贷等救助性资金支持；保险机构加快理赔速度、延长理赔时限、扩大保险责任范围，并积极开展相应保险产品，完善保险保障。

完善逆周期调节与风险抵御机制。在风险应对期间，应有效运用逆周期调节工具，重点针对中小金融机构提供流动性支持和救助，对高风险暴露的机构实施紧急接管；合理采取逆周期监管措施，适度调整准备金、资本、流动性等监管指标要求，给予一定宽限期；支持金融机构通过股东增资、引入战略投资者、发行优先股和资本债券等方式补充资本；限制金融机构对股东的股利分配和实施股票回购，限制薪资水平、减少运营支出。

完善金融基础设施的安全保障机制。完善金融机构救助体系和中小机构流动性互助机制，探索保险保障基金、信托基金等在非传统金融风险应对中所起到的使用。同时，大力发展巨灾保险和再保险机制，共同应对风险损失。完善金融基础设施、金融机构网络安全和信息灾备体系，确保金融体系重要信息系统持续稳定运行。

责任编辑：张晓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