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 | 共建“一带一路”与人民币国际化

作者：肖 宇 夏杰长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有序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这是中国发展进入新阶段的必然要求。历史经验表明，一国主权货币能够成为国际货币，通常是综合国力发展的必然结果。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2年，中国GDP已经达到了121.02万亿元人民币，按年均汇率折算约为18.01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GDP的70.72%。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23年4月发布的数据，2022年中国的GDP已是日本的4.28倍，德国的4.44倍，印度的5.34倍，英国的5.89倍，法国的6.5倍和俄罗斯的8.17倍。可以说，中国已是名副其实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这是人民币走向国际化的坚实基础。

 

货币国际化通常是指一国的主权货币在全球范围内行使计价单位、价值储藏甚至是交易媒介和支付功能的一种经济行为，这在客观上要求货币发行国具有较高的经济开放水平以及与其他经济体有较为密切的经济联系。而“一带一路”倡议正是我国在新发展格局下，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重要步骤，其本意是通过“丝绸之路经济带”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加强与亚欧非大陆的经济联系，促进基础设施建设和互联互通，推动沿线国家务实合作，谋求协调联动发展，实现共同繁荣。自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很多国家予以了积极的响应。截至2023年8月，中国与152个国家和32个国际组织，签署了200多份共建“一带一 路”合作文件，涉及投资贸易、资金融通和招商引资等多项内容。随着共建“一带一路”的深入发展，中国与沿线国家在资本和负债项下的人民币计价交易、结算愈加频繁，人民币国际化走出了一条蹄疾步稳的新路径。

 

共建“一带一路”有助于人民币走出去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明确提出，稳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坚持市场驱动和企业自主选择，营造以人民币自由使用为基础的新型互利合作关系。

 

人民币国际化的首要体现即是在国际贸易和投资中的结算使用，从这个角度来讲，共建“一带一路”显然有助于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因为，资金融通既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主要内容，也是“一带一路”倡议从理念变成行动的重要支撑。自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以来，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完成了总体布局，正逐渐从“大写意”走向“工笔画”的高质量发展阶段。在此期间，中国企业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指引下，积极参与沿线各国经济建设，中国与沿线国家和地区的贸易投资联系日益密切。使用人民币结算，不仅能够有效规避投资过程中使用第三方货币导致的汇率波动风险，而且通过签署本外币双边货币互换协议，还有助于提升生产要素的经贸往来便利程度。

 

比如，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2022年人民币国际化报告》显示，2021年，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人民币跨境收付金额为5.42万亿元，同比增长19.6%，占同期人民币跨境收付总额的14.8%。截至2022年6月，我国共与40个国家和地区签署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互换总金额超过4万亿元人民币。

 

实际上，人民币国际化的一个重要步骤就是提升人民币在跨境交易结算中的使用比例，这是人民币真正走向世界的关键一步。当然，衡量一国货币的国际化，还有另外一个公认的标准，那就是在其他国家的外汇储备中，该国际化货币的使用占比。

 

货币国际化的基本规律显示，这一过程通常和跨境结算使用率的提升密不可分。自2009年中国政府开始推动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至今，人民币国际地位不断提升，特别是2016年加入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后，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加快。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2022年人民币国际化报告》还显示，在支付领域，人民币国际支付份额于2021年12月提高至2.7%，超过日元成为全球第四位支付货币，2022年1月进一步提升至3.2%，创历史新高。2022年一季度，人民币在全球官方外汇储备货币构成（COFER）中排名第五，较2016年刚加入SDR货币篮子时上升1.8个百分点。2022年5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将人民币在特别提款权（SDR）中的权重由10.92%上调至12.28%，反映出人民币可自由使用程度的提高获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

 

整体来看，通过推动共建“一带一路”，为人民币跨境交易提供了新的载体，提升了人民币在沿线贸易融资中的比重，同时也有助于人民币在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官方储备货币中的占比上升，人民币国际化的基础日渐厚实。

 

“一带一路”倡议为构建多元化国际货币体系提供了一个可行方案

 

国际货币体系是指世界各国为了适应本国贸易结算和跨境投资的需求，而确立的一整套涉及汇率确定、国际收支调节等一系列制度性安排，以及为了这一体系的正常运作而建立的多个组织机构的统称。

 

从历史沿革来看，国际货币体系的演变主要经历了金本位制度（1816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各国货币以黄金为基础进行兑换），布雷顿森林体系（二战后至20世纪70年代，美元与黄金挂钩，其他国家货币与美元挂钩）以及牙买加体系（1976年至今）三个阶段。

 

需要强调的是，虽然布雷顿森林体系已经彻底消亡，但诞生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WB）却存续至今，并成为第三阶段国际货币体系的主要支柱。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即牙买加体系，正是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1976年在牙买加会议上通过的《牙买加协议》命名的。在这一体系下，由于放弃了35美元=1盎司黄金的比例限制，美国在理论上可以无限制地发行自己需要的美元，这个体系的弊端由此可见一斑。

 

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的数据，2022年美国的国家总负债是320.84万亿美元，同期美国的总资产是450.23万亿美元，资产负债率高达71.26%。与之相随的是，近年来美国政府的财政赤字不断扩大，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CBO）统计数据显示，2002年美国联邦政府的财政赤字还只有1577.6亿美元，2012年该赤字已经攀升至10765.7亿美元，2020年更是攀升至31324.4亿美元。另外，2022年公众持有的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为96.97%，该数据在2010年只有60.59%，2001年仅为31.54%。

 

越来越多的研究指出，这个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使得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将完全暴露在美联储货币政策的外溢之中，若美联储加息，那么不仅会增加其他国家的外债成本，而且还会因为套利资金的跨境流动而带来本币币值的波动。大量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的货币政策，将被动地和美联储同向而行，这些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货币政策独立性将彻底丧失。从近年来的实际情况来看，这个问题不仅仅停留在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一些发达国家也深受其害。因此，改革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建立一个更加多元化的新的国际货币体系正在成为各界共识。

 

从具体内涵来看，一国主权货币国际化实际上包含了跨境支付、国际投融资、官方储备货币和计价货币四个层次。货币国际化的发展规律显示，一国主权货币国际化，必须遵循从贸易融资货币向交易货币转变，最终成为投资和储备货币的过程。透过这个逻辑，可以发现一个一以贯之的关键主线，那就是需要其他国家接受这一外国的货币。而从投资的角度来讲，一国货币的国际化必须同时拥有币值稳定和使用成本低这两个可能看起来有些相悖的内在特性。这也是为什么明知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是美元霸权，但短期依然没有一个成熟的主权国际货币可以完全替代美元的主要原因。但“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使得人民币成为全球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备选方案具有了实际上的可行性。

 

首先，从负债角度来看，中国稳健的货币政策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足够的支撑。随着后疫情时代的来临，全球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的协调性难度加大。以美国为例，自2022年3月份正式启动加息以来，美国联邦基准利率已经飙升至5.25%—5.5%的区间，为近22年来的最高水平，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不断创出新高，这增加了在前期以较低利息向美国借款的经济体的还款成本。而较高的利差，又极易导致境外美元的回流，这增加了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本币贬值和维持国内金融市场稳定的压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为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在此轮美联储加息进程中承受的压力不言而喻，这使得当前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日益暴露。相反，中国长期坚持独立自主的货币政策，利率水平在保持稳定的基础上持续走低，这大大增加了人民币借款对沿线国家的吸引力。

 

其次，从资产角度来看，提升沿线国家对某一国际货币接受程度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就是该国货币的币值稳定或者说是稳步升值，因为只有对手中持有的货币有升值预期，才能真正提升该货币的使用程度。“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的十年，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十年。与日俱增的经济实力，使得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已毫无争议，中国资产在国际市场上稳步增值，中国市场正在成为全球跨国企业的“兵家必争之地”。为了加强与“一带一路”国家的联系，中国加大了对沿线国家的进口力度，在这一全新的经济逻辑下，人民币对沿线国家的吸引力必将越来越大，这些都是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积极因素。

 

依托“一带一路”倡议进一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政策建议

 

实现人民币国际化，不仅是我国经济实力不断跃升的注定结果，也是更好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必然要求。当前我国正处于构建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新发展格局的关键时期，这需要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而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跃升，人民币国际化本身也成为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应有之义。当前，人民币的国际地位与我国的综合国力尚不匹配，面对全球构建多元化国际货币体系的迫切需求，“一带一路”倡议为实现这个目标提供了一个可行的选项。

 

加强与沿线国家的贸易联系，推动人民币走出去

 

人民币计价和结算职能的发挥是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必不可少的一环，现有研究表明，“国际定价权缺失”的局面在我国的大宗商品交易中十分普遍，而在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贸往来中，优化贸易结构比扩大贸易规模更有利于提高人民币在外汇市场的需求量，从而更好地促进人民币国际化。因此，在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往来过程中，要以强化人民币支付结算职能为出发点，充分发挥“一带一路”参与国家众多的数量优势，与沿线各国加强经贸往来，不断调整优化贸易结构，扩大高精尖工业制成品出口，同时增加对沿线国家的初级产品等生产资料的进口。全球价值链的研究显示，在一般情况下，越接近消费者市场，越具有定价话语权，所以初级产品的定价权一般在进口商，这直接导致了在交易过程中计价与结算的货币大多由进口商决定。因此，充分考虑我国与沿线国家的贸易结构，既有助于增加沿线国家的出口、扩大我国的消费品市场、加强我国与沿线国家的贸易联系；同时还有助于沿线国家逐渐减轻对美元的使用惯性，增加贸易往来中对人民币的使用粘性。在具体流程上，还需要采取必要措施，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金融和海关等方面的合作，不断优化贸易流程，通过对人民币计价商品设置优惠条件、快速通道等方式方便人民币计价商品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流通使用。

 

利用数字“一带一路”建设，深化数字货币的普及应用

 

当前，在国际贸易清算和结算中，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SWIFT）管理的国际资金清算系统被各国广泛使用，这套系统为跨国银行间结算提供了安全、可靠、快捷、标准化、自动化的通讯业务，提高了跨境交易的便利程度。然而，因为美元霸权的存在，SWIFT国际结算系统曾多次被美国用作经济制裁的工具，肆意对别国实施“长臂管辖”。我国于2012年开始建设支持人民币跨境支付清算业务的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但由于该系统规模较小、系统间转换成本高、跨境金融通信独立性弱等因素，人民币在跨境结算过程中仍较大程度地依赖SWIFT国际结算系统。但随着数字“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跨境结算的商业逻辑可能面临根本性的重塑。比如，我国作为发布央行数字货币系统的国家，应充分发挥数字技术优势，结合区块链技术的特点，以“一带一路”经济区作为主要平台，探索实现人民币跨境支付体系的去中心化，提高交易效率，在贸易往来频繁的沿线国家设置服务器，结合分布式记账模式保障数据的不可篡改性，提升交易的安全性；同时，在技术条件允许的前提下，逐步尝试数字人民币跨境支付结算。在建设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的过程中，要做到兼顾安全性与经济性，在保障安全性的基础上不断优化流程，降低交易成本，提升经济性。在控制整体风险的基础上，吸引更多国家参与央行数字货币的开发和使用。

 

提升资本账户开放水平，逐步提高人民币与沿线国家货币的可兑换程度

 

货币可自由兑换是货币实现国际化的基本条件，但是货币可自由兑换的程度又受制于资本账户的开放程度，人民币实现国际化必然要求人民币的可自由兑换。然而，出于金融安全的考量，我国资本账户开放水平不高，相关政策措施还不完备，为了维护国内金融市场稳定，我国政府对于资本市场的开放一直持谨慎态度。目前，我国已基本实现人民币在经常项目下的可兑换，但是资本账户实行的是管道式开放策略，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国外资本进出中国的频率和规模。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实施，沿线国家间经济合作也在不断深化，我国应充分把握这一历史机遇，将“一带一路”作为我国探索实施资本账户开放的“试验田”，在推动国内资本走出去的同时，也对沿线国家资本进出中国保持宏观审慎开放包容态度。在保证国内金融市场稳定的前提下，提高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资本账户的开放程度，逐步实现对于沿线国家的人民币可自由兑换，并在此过程中提升识别、处置风险的能力，补齐监管短板，探索出符合我国国情的、适用于开放资本市场的监管模式，为未来资本市场的进一步开放做好准备。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

 

责任编辑：张志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