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科技赋能绿色金融支持碳达峰、碳中和

作者：金 松 徐 枫 吕亚楠

 

绿色金融支持碳达峰、碳中和的发展趋势 

 

金融支持体系更加完善 

 

中央政府层面：绿色金融支持碳达峰、碳中和偏向长效机制。2020年12月，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制定统一的、适应“碳达峰”要求的绿色金融标准体系，凸显绿色金融在助力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中的作用。同月，中国人民银行易纲行长在新加坡金融科技节上提出，完善以碳中和目标为约束条件的绿色金融标准将是中国人民银行未来的重点工作。陈雨露副行长撰文表示，将构建新能源发展和能源供给体系战略调整的金融支持体系。2021年2月，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的指导意见》，提出发展绿色信贷和绿色直接融资，加大对金融机构绿色金融业绩的评价考核力度；统一绿色债券标准，建立绿色债券评级标准；发展绿色保险，发挥保险费率调节机制作用；支持符合条件的绿色产业企业上市融资。2021年3月，《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实施金融支持绿色低碳发展专项政策，设立碳减排支持工具。同时，中国人民银行表示，已经初步确立了包含资源配置、风险管理和市场定价等三大功能，绿色金融标准体系、金融机构监管和信息披露要求、激励约束机制、绿色金融产品和市场体系以及绿色金融国际合作等五大支柱的绿色金融发展政策体系。2021年6月，中国人民银行出台《银行业金融机构绿色金融评价方案》，对银行业金融机构绿色金融业务开展情况进行综合评价，纳入金融机构评级。 

 

地方政府层面：绿色金融支持碳达峰、碳中和偏向操作指引。2021年3月，《深圳经济特区绿色金融条例》出台，成为国内首部绿色金融法律法规。《北京市关于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的实施方案》颁布，提出建设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发展绿色金融和推动建设国际绿色金融中心。上海市提出聚焦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推动绿色金融发展，促进上海和长三角金融和绿色资源有效结合，创新金融支持长三角一体化发展。2021年6月，《加强深圳市银行业绿色金融专营体系建设的指导意见(试行)》颁布，作为深圳市贯彻特区绿色金融条例的重要举措。

 

绿色融资需求持续高涨 

 

从投资总量看，资金供给压力空前。一些国内外主流机构的测算结果表明，中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所需资金投入规模为150万亿～300万亿元，这意味着每年需要投资3.75万亿～7.5万亿元。

 

从投资转型看，政策引导压力较大。中国人民大学赵锡军教授对金融支持和碳达峰、碳中和关系进行如下假设：实现“碳达峰”目标，意味着绿色融资占社会融资规模的比例达到50%；实现“碳中和”目标，意味着绿色融资占社会融资规模的比例达到100%。参照2020年社会融资规模结构情况，以实现“碳达峰”目标为例，需要将绿色贷款余额占比从2020年的6.9%提升到2030年的50%，即未来十年内每年需要完成7.45万亿元存量贷款的绿色化；需要将绿色债券余额占比从2020年的1.1%提升到2030年的50%，即未来十年内每年需要完成3.6万亿元存量债券的绿色化。此外，还有37.45万亿元的委托贷款、信托贷款、承兑汇票和股票融资需要在未来十年内完成50%占比的绿色化调整。上述结果还未考虑社会融资规模增量部分的绿色化调整。

 

金融科技功能日渐凸显 

 

当前，金融科技企业深度参与绿色金融实践。以蚂蚁集团为例，支付宝在App内开通“碳账户”，用户可以通过“蚂蚁森林”载体观测交易行为的碳排放；网商银行面向招商银行、兴业银行和中信银行等金融机构，以低于市场化水平的发行利率，成功发行首单20亿元支持小微绿色发展的信贷资产流转计划；蚂蚁聚宝与基金公司合作，引入绿色产业基金。以京东集团为例，京东物流联合九大品牌商共同推出“青流计划”，计划在未来三年内减少供应链中的一次性包装纸箱使用量，推动供应链绿色化。海外市场方面，美国卫星成像公司利用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技术解读卫星数据，低成本获取地球自然资源演变的实时信息，叠加卡内基研究所收集的秘鲁森林激光雷达（Light Detection and Ranging，LiDAR）数据，进而绘制出碳排放的空间地图。

 

未来，金融科技在绿色金融领域将有更多应用场景。例如，绿色数据统计、监测和报送，以及用户绿色画像、绿色资产交易、绿色资金使用情况追踪、绿色供应链管理、绿色风险管理等，潜在用户覆盖金融监管机构、金融机构和地方政府等部门。金融科技应用不仅为金融机构从事绿色金融业务带来了效率、成本、安全和数据真实性等方面的改善，而且也为金融监管在标准推广和反洗钱等方面提供了更加高效的服务。 

 

绿色金融支持碳达峰、碳中和面临的挑战 

 

金融监管机构方面，绿色项目识别难度较大 

 

企业“漂绿”动力十足。企业“漂绿”行为复杂，易于打击社会公众碳减排热情，导致低碳产业出现信任危机。现实中不少企业编造绿色低碳计划，申请绿色信贷和发行绿色债券，但实际仍从事高排放、高污染业务。根据《南方周末》“漂绿榜”的总结，企业“漂绿”表现至少包括公然欺骗、本末倒置、政策干扰、声东击西、故意隐瞒、空头支票、双重标准、前紧后松、模糊视线和适得其反等十种类型。 

 

绿色业务认定标准不统一。与绿色金融业务相关的标准，如环境数据信息标准、环境效益计算标准，以及绿色金融产品、绿色项目认定的方法和标准之间存在差异。如不同监管部门公开发布的环境相关数据，其定义和格式标准并不统一，时效性也不一致。又如，目前环境效益测算缺乏统一的计算标准，不同机构采用不同方法测算，结果自然不同。 

 

环境数据信息质量不高。例如，企业污染排放数据填报不甚规范，异常数值或空值现象不少，中小企业排污数据质量更差。又如，企业能源消耗数据总体披露比例过低，空气质量数据和污染排放数据披露时间过短等。 

 

实体融资企业方面，绿色资金申请难度较高 

 

绿色金融支持项目标准变化较快，企业难以掌握。以《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2021)》为例，与《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2020)》相比，增加了绿色农业、绿色建筑、可持续建筑、水资源节约和非常规水资源利用等产业类别，增加了二氧化碳捕集、利用与封存的绿色项目和农村地区清洁供暖绿色项目等，删除了煤炭等化石能源生产和清洁利用项目类别，对绿色装备制造业的支持从生产端扩展到对贸易活动等整体产业链的支持。与《绿色产业指导目录(2019年)》相比，分类层级增加到四级目录，分类逻辑调整到与国际主流绿色资产分类标准一致，增设技术筛选标准和详细说明。绿色金融支持项目制定涉及诸多监管部门，不少企业难以动态跟踪政策变化。 

 

大量未贴标的“实质绿”企业债券未能获取优惠政策。“实质绿”企业债券为推动低碳转型作出积极贡献，但制度设计层面未能获得相应的金融支持。根据绿色金融委员会和中央国债登记结算公司联合发布的《2020年中国绿色债券市场运行情况报告》，2020年未贴标的实质绿色债券规模近1万亿元，相当于贴标绿色债券的4倍。这一现象的出现是多因素共同导致的。一是“实质绿”债券发行企业信息披露不完善。中央国债登记结算公司对广州市“实质绿”企业调研发现，提交环境效益信息披露指标的发行企业比例仅为60%。二是募集资金投向过于严格。以绿色企业债券为例，用于偿还银行贷款和补充运营资金占债券募集资金比例不超过50%，募集资金占项目总投资额比例不低于80%。以绿色公司债券为例，用于偿还银行贷款和补充运营资金占债券募集资金比例不超过20%，募集资金占项目总投资额比例不超过100%。部分企业难以达到标准，一些企业甚至将资金投向高耗能项目。三是需要履行绿色认证程序。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的《关于开展绿色公司债券试点的通知》明确提出，对于企业发行绿色公司债券，需要提交第三方独立机构的鉴证或者评估意见。

 

金融市场机构方面，绿色资金敞口较大 

 

《中国绿色金融发展研究报告(2019)》显示，我国绿色金融资金需求为2.1万亿元，但资金供给仅为1.3万亿元。多因素共同导致绿色金融供需缺口出现：一是传统金融机构绿色信贷能力不足。绿色金融需求涉及诸多专业技术领域，并且技术升级速度较快，商业银行普遍缺乏专业技术人员，难以有效评估绿色信贷风险，不敢将信贷资金投向新兴产业。二是绿色信息披露机制不健全。以上市公司为例，季报、年报和重大事项信息披露机制难以满足绿色金融市场的信息需求。由于信息披露机制不健全，融资企业会选择性披露有利信息和隐藏负面信息，不仅增加了绿色项目搜寻和识别成本，而且增加了项目风险评估难度。三是绿色项目成本和收益不匹配。虽然金融机构日益重视企业环保风险，但通常绿色项目短期存在高风险和高成本属性，与金融机构逐利本能相悖，进而导致金融机构缺乏绿色投资动力。四是绿色评级市场功能薄弱。一方面，我国信用评级企业公信力普遍不足。据中纪委网站披露，信用评级领域“量钱评级”腐败现象并不少见。从近年来债券市场违约情况看，一些AAA评级的国有企业名列其中，如华晨集团、永煤集团和紫光集团等。绿色债券评级方面，只有中债资信、中诚信、东方金城等几家认证周期普遍较长。另一方面，债券绿色认证并不能促进企业融资成本降低。一些学者以绿色企业债、绿色公司债和绿色中期票据作为研究样本，实证结果发现，绿色认证对绿色债券发行信用利差的影响并不显著。 

 

金融科技赋能绿色金融支持碳达峰、碳中和的关键举措 

 

关键：促进能源产业链的绿色化转型 

 

能源行业碳排放占全国碳排放总量的比例接近80%，其中电力能源占能源行业排放量的比例超过40%，电力能源产业链绿色化转型也成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关键。

 

以电力能源产业链为例，供给方包括燃料供应商、设备供应商、电力辅业公司，如电力设计院等上游企业，以及发电企业、输配电和售电企业等核心企业；需求方包括工业企业、服务业企业和城乡居民等。金融科技具有场景、渠道、数据和技术优势，成为金融支持电力能源行业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重要助推力量。例如，围绕电力产业链上下游构建绿色金融科技服务体系，推动上游发电侧清洁能源应用和下游用电侧能效管理水平。能源供给侧方面，金融科技可以构建新能源开发和能源结构转型场景，提供平台融资、信息监测和披露、大数据风险管理等服务，助推电力清洁低碳转型，加快能源替代和技术创新。能源需求侧方面，金融科技可以打造绿色电费金融、绿色供应链金融、绿色消费金融等典型场景，助力下游用电企业绿色转型。普遍服务方面，金融科技可以助力绿色金融业务降本增效，以及防范经济体系绿色转型风险。 

 

路径之一：搭建应用场景 

 

围绕绿色转型场景，提供分级利率的绿色信贷产品。例如，依托大数据技术，联合金融机构，对预授信的电力能源企业进行碳评级。针对低碳评级的项目，如光伏、新能源等项目，提供优惠利率的信贷资金和新能源平台上线、撮合、监测等一站式平台服务。针对高碳评级的项目，联合监管机构、金融机构和大数据公司共同制定企业碳减排计划和监测跟踪机制，并提供专项绿色转型信贷资金，形成多平台共建的标准化一揽子解决方案。 

 

根据企业能效状况，提供不同等级的贷款利率。例如，抓住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推广绿色金融产品的机会，细化电力能源产业链供应链金融产品融资利率和规模梯度，结合用电企业绿色评级和能效管理能力，匹配不同利率等级的供应链金融产品。又如，对科技创新和低碳环保类企业以及购买绿色电力或持有碳排放余额的企业，提供更多利率优惠和上浮融资规模。此外，还能借助区块链技术提供碳交易撮合、绿色电力溯源等服务。 

 

基于企业绿色画像，打造绿色供应链金融场景。依托工业互联网设备识别、大数据监控、区块链确权等数字科技，对电力能源产业链上下游中小企业进行绿色画像。针对低碳排放企业，提供利率优惠的应收账款保理等供应链金融产品，并借助绿色ABS政策便利进行低成本证券化融资；针对高碳排放企业，重点监控企业财务风险，助力供应链核心企业和合作金融机构规避供应链绿色转型风险。

 

创新绿色消费金融场景。联合商业银行、消费金融公司等金融机构，对购买高能效评级家用电器的消费者提供低利率绿色消费信贷产品，对购买新能源车的消费者提供新能源车险等产品，逐步搭建绿色消费金融服务体系。 

 

路径之二：输出科技价值 

 

依托碳排放监测及区块链技术，开发“漂绿”识别产品。基于新能源云的碳排放监测技术、基于大数据的碳足迹跟踪技术、电力数据对比以及区块链溯源技术，打通信息孤岛，开发“漂绿”识别产品，协助监管机构识别高碳排放企业“漂绿”行为，保障绿色金融市场健康发展。 

 

基于碳排放监测等技术，构建环境效益监测体系，持续监测企业绿色项目运行状况。短期之内，辅助认证评级机构出具绿色尽调报告；长期而言，开展绿色认证评级业务，提升绿色认证市场效率，加快绿色金融市场项目周转效率。 

 

依托区块链、数字货币、大数据征信平台追踪溯源技术，开发标准化、高频化绿色信息披露产品。顺应气候信息强制披露监管导向，开发绿色信息溯源及自动披露产品，实时自动追踪企业资金投放、碳足迹及绿证交易状况，形成标准化高频化绿色信息披露报告，助力企业绿色项目符合监管要求，并降低信息披露成本。 

 

依托大数据监测，实现企业绿色分级和绿色画像。通过环境风险模型、电力信用模型等产品，实时测度企业碳排放状况、电力运行状况，联合内外部金融机构对企业进行绿色分级、画像，助力公司绿色电费金融、绿色供应链金融场景的产品开发设计，同时辅助金融机构管理绿色未达标风险和违约风险。此外，联合金融机构逐步探索基于碳属性的金融产品的风险定价模型，并将碳属性评估嵌入到各类金融产品的发行和交易过程。 

 

路径之三：稳妥应对风险 

 

在实体经济绿色化转型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对高碳排放行业产生冲击，部分盈利能力较低、杠杆率较高的企业甚至可能会产生资金链断裂的风险。企业财务风险可能通过应收账款等渠道演变为供应链系统风险，进而通过信贷资产质量下降演变为金融机构风险，甚至不排除金融机构和实体企业之间出现金融风险共振。国际经验表明，碳市场交易价格上升将会导致高碳行业，如化石能源、煤电企业营业利润下降，进而导致银行贷款和企业债券违约率大幅攀升。借助金融科技重点监测高碳行业用电量信息，精准识别企业财务状况和潜在风险点，防止高碳排放企业违约风险转化为区域性金融风险，为绿色金融支持碳达峰、碳中和创造健康的生态环境。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银行竞争、卖空机制与企业融资约束”中期研究成果，项目编号为〔21BGL084〕）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法学院，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国网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魏敏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