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 | 再全球化与中国企业“出海”新机遇

作者：邓 宇

全球化格局急速变化， 再全球化（reglobalization）加快演变，中国启动全球化再布局，以加快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国企业“出海”成为新的热潮，从“出口”走向“出海”，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规模持续扩大，新能源、电动汽车、光伏等行业的中国本土企业加速走向国际化。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企业在融入全球化进程中实现“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并坚定扩大对外开放，中国本土企业加快走出去的步伐，开启国际化进程。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统计，1981—2021年中国（含港澳台）出口在世界的占比从3.2%上升至15.36%，同期日本、德国出口在世界的占比分别从6.48%、7.56%下降至3.19%、6.62%，美国出口的世界占比也从高峰期的18.28%下降至13.04%（见图1）。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数据显示，2023年中国（含港澳台地区）的全球商品出口份额达到18.45%。2018年后 “逆全球化”愈演愈烈，同期中国经济的转型和产业升级，释放再全球化红利，中国企业“出海”即主动破局，既有助于提高产能利用率，也能够帮助企业提高海外营收占比，积极开拓国际市场。 

中国企业“出海”，一方面折射了中国与世界日益紧密的联系，特别是世界对中国的依赖性上升，其背后是中国经济的体量规模优势，以及与日俱增的国际影响力；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中国企业走向跨国经营和国际化层面“质”的提升，其中的“质”既指产品和服务本身的竞争力，也指跨国投资与跨国经营的能力。中国企 业“出海”具有深刻的宏观逻辑，既是再全球化演变以及中国全球化再布局的重要体现，也是基于国内部分行业存在产能利用率下降等现实问题，通过“出海”拓展国际市场。总的来看，新一轮中国企业“出海”是其顺应再全球化的潮流，充分挖潜国际市场，通过主动参与国际循环，全方位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资金链。但是，由于少数发达国家主导的“脱钩断链”风险增加，贸易保护措施只增不减，未来中国企业“出海”仍需要紧跟国家全球化再布局的战略，把握宏观政治经济的脉象，锻造更强的供应链韧性，拓展多元的国际化市场和全球风险管理能力，提高对外直接投资回报水平。

再全球化发展进程及趋势

“全球南方”的影响力与日俱增，国际市场日趋多元化。2008年以来全球化已悄然发生变革，欧、美、日发达经济体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中遭遇重创，凸显其经济繁荣背后的巨大风险和不确定性，转而不得不寻求加强同大中型新兴经济体的合作，以管控国际治理“碎片化”风险。尽管目前包括国际贸易网络、金融市场和货币体系仍由发达经济体所主导，但以中国、印度、东盟、中亚以及拉美等主要大中型经济体为代表的“全球南方”（Global South）将拥有更大的话语权， 构建更加平等的经贸合作关系，以对冲和平衡少数发达经济体所推行的“脱钩断链”风险。预计“全球南方” 的崛起将驱动再全球化加速演变。

据世界银行统计，1980—2021年，中国、印度的GD P在世界的比重分别从2.66%、1.62%上升至18.34%、3.24%，同期印度尼西亚、墨西哥的GDP世界占比分别上升至1.22%、1.35%，同期美国GDP世界占比从高峰期的33.43%下降至24%，日本、德国的GDP世界占比也在持续下降。“全球南方”的崛起意味着全球化格局发生变化，以中国、东盟等为主要成员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以及中国所倡议的共建“一带一路”和扩员后的“金砖+” （金砖国家组织），发挥着日益重要的国际影响力，有力地推动再全球化进程。中国企业“出海”顺应再全球化的主流，可以抢抓再全球化的发展红利。外部环境的变化对中国企业而言是新一轮国际化的重要机遇期，以“新三样”（电动载人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为代表的出口规模持续增长即中国企业“出海”的成功示范。

虽有“逆全球化”冲击，但难挡中国“双循环” 战略布局。2018年后中国面临日益复杂的国际经济贸易局势，中美“贸易摩擦”叠加地缘政治风险，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全球化红利逐渐被破坏，再全球化成为多数新兴经济体的共识，捍卫自由贸易和多元市场的诉求推动“全球南方”话语权的提升，中国提出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即在于打破少数发达国家奉行的贸易保护主义。客观而言，短期内“脱钩断链”以及各类贸易保护政策给全球化带来负面冲击，但鉴于中国拥有的全球市场影响力，具备深厚的制造业基础和难以替代的制造业产业链竞争优势，美国的极限施压并未改变中国日益扩大的贸易顺差，2023年中美双边贸易额仍达到6644.5亿美元，证明“逆全球化”不可取。

数据显示，2017—2023年，中国的贸易顺差增至8221亿美元，增幅达96%。所谓的“脱钩断链”难以实现且严重破坏国际贸易网络，削弱贸易增长的潜力，也不符合大多数经济体的利益。研究显示，中国在2023 至2024财年成为印度最大的贸易伙伴，双边贸易额为1184亿美元，小幅超过美国的1183亿美元。过去十年来，中国加快推进全球化布局，不但对外直接投资大幅增加，而且带动中国企业从“出口”迅速发展到“出海”，在海外投资设厂的数量也同步增加。根据中国商务部的数据，2013—2021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从1078.44亿美元增加到1788.2亿美元，增幅达65.8% （见图2）。2019年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发布的《中国与世界》报告指出，世界对中国经济的依存度上升，这表明中国作为消费市场、供应方和资本提供方的重要性日益凸显。长期看，“逆全球化”不是国际主流，难挡中国“双循环”战略布局，再全球化和区域化将释放新的贸易增长潜力，对“全球南方”崛起将是利好。

中国企业“出海”迎来机遇期

再全球化红利将持续释放，中国全球化再布局将迎来新机遇。2023年9月，WTO发布的《2023世界贸易报告》提出，再全球化有利于全球应对国家和经济安全、减贫和环境可持续等挑战，并呼吁推动再全球化进程。为平衡“逆全球化”和贸易保护主义潮流，在全球跨国投资呈现不稳定的变局下，中国双向投资取得积极成果，进一步展现了韧劲。2022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FDI）下降12%，但进入中国的FDI增加了5%。中国坚定“走出去”步伐，持续扩大对外直接投资，布局东南亚、中亚、中东、非洲和拉美等非欧美地区。2021年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为2.79万亿美元，连续五年排名全球前三。2021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241.5亿美元，创历史新高，占中国全年对外投资流量总额的13.5%；2021年末FDI存量为2138.4亿美元，占存量总额的7.7%。中国跨境投融资、国际人才往来等政策便利度的不断提升，将为中国企业“出海” 创造更多有利条件，中资银行的海外布局也将有助于更好地服务中国企业“出海”。

从区域战略布局来看，中国倡导共建“一带一路”不但带动沿线参与方的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当地人民生活水平，而且也促进中国企业在东南亚、中东、中亚、拉美以及非洲等地扩大投资，帮助当地建立包括新能源、电动汽车等在内的新兴产业链。商务部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末，中国制造业企业对亚洲地区的直接投资存量为1361.3亿美元，高于欧洲、拉美等地区， 其中有30.4%流向东盟，达到413.7亿美元（见图3）。近年来，中国持续深化“中国—东盟自贸区”合作，相继在印度尼西亚、泰国等布局电动汽车、光伏产业链，深度融入当地新兴产业规划。2023年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增长强劲，占汽车出口总量的比重提升至25%。加上国家政策支持等外部利好因素，中国汽车出口“量质齐升”，汽车出口单价从1.3万美元提升至近2万美元。预计中国将扩大同中东、中亚、拉美和非洲等新兴市场的合作，这些区域具备增长潜力，孕育着新的投资机会， 将为中国企业“出海”带来新的机遇。

中国企业核心竞争优势不断上升，将不断提升国际循环质量。中国改革开放后的许多产业链主要承接欧、美、日发达国家的工业技术（包括成套设备），外资外企提供了先进的技术、资金、人才及国际管理经验。中国本土企业起初主要通过合资模式建厂，2001 年中国“入世”后出口规模大增，同时开始谋划“出海”，但主要以货物出口为主，其中大部分为纺织品、服装、玩具、家具等制成品。近年来，中国的中间品出口占比不断提升。据中国海关总署统计，2023年中国出口的中间品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达47.3%，其中机电类中间品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达26.8%。2023年博鳌亚洲论坛发布的报告数据显示，中国在交易量最大的22种中间品中有20种处于领先地位，足见其全球化再布局的优势。除了制造业领域，中资企业在数字经济和新型消费领域引领新模式、新业态和新发展趋势，包括跨境电商、海外仓等业务也在海外扩大布局，获得成长机会，而且带动当地就业和税收增长。

从具体市场来看，中国对日本、墨西哥出口汽车零配件类中间品，对美国、德国出口锂电池类中间品， 对越南、印度尼西亚出口平板显示模组类中间品，均有两位数的增长。从国内层面来看，中国企业的“出海”潮流，一部分原因在于拓展企业营收增长空间，解决部分行业客观存在的产能利用率下降等现实问题，同时为避免遭受欧美发达国家推行贸易保护政策的冲击，转而拓展非欧美市场。研究测算，中国企业直接在外国投资设厂，开展本地化经营，海外营收占比加快提升。调研显示，中国上市企业的海外营收主要来源于机械设备、电子、基础化工、医药生物、电力设备、汽车等行业的贡献，其中有264家上市公司2023年的海外业务收入在总营收中的占比超过70%，主要集中在电子、机械设备、医药生物和轻工制造等行业。另一组数据显示， 2022年A股1300多家（有连续海外营收）上市公司的海外营收规模比2013年增长3.5倍，同期海外营收占上市公司总营收的比重上升至18.2%。总的来看，中国企业“出海”成果显著，中资企业本身的跨国经营能力持续增强，产品和服务竞争力也在同步提升，预计未来将随着再全球化的红利释放而进一步发展壮大。

中国企业“出海”的策略选择

谨防“脱钩断链”风险，进一步增强跨国经营能力。WTO指出，目前贸易碎片化早期迹象已经显现， 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开始影响贸易流动，进而导致贸易关系碎片化。计算发现，两个假设的地缘政治集团之间的货物贸易增长比集团内部的贸易增长慢4%至6%。但是，“全球南方”的崛起之势难以阻挡，同时发达国家所推行的贸易保护也不大可能“松绑”，反而在加强。近期美国宣布针对中国电动汽车的关税将从目前的25% 提升至100%，新措施将影响价值180亿美元自中国进口的商品，包括钢铁和铝材、半导体、电池、关键矿物、太阳能电池和港口起重机等，欧盟则计划对华电动汽车启动反补贴调查。迄今为止，美国等推动“脱钩断链” 政策“不遗余力”。研究显示，自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以来，中美贸易直接依赖度有所下降，美国对中国进口依赖度已降至2005年的水平。截至2024年2月，相比贸易摩擦起点（2018年6月），美国自中国进口减少了约20%，而自世界其他地方进口则增加了约40%。鉴于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调整短期内不大可能逆转，地缘政治竞争仍将持续较长时间，随着中国企业海外投资设厂的数量和规模加快上升，中国企业“出海”需要准确判断国际局势，既要坚定推动国际化经营，加速走向国际市场，也要全面融入东道国的经济产业政策及其吸引投资的政策制度，适应当地的金融环境，降低不必要的预期投资损失。同时，政府部门、行业组织和金融机构需要提供更多政策引导，在跨境数据流通、跨境投融资服务、外汇风险管控以及投资便利度等方面加大工作力度，有计划地扶持中国企业“出海”，不断发掘新市场、抢抓新机遇，助力中资企业在海外做大做强。

紧跟国家全球化战略布局，提升企业国际竞争力。面对大国博弈和地缘政治等新的挑战，中国的全球化布局加快，积极拓展国际多元市场，包括加大对亚洲、非洲和拉美国家的出口，提高出口商品的竞争优势以及提升贸易链价值链地位。从数据来看，2012— 2022年中国出口亚洲、非洲的规模分别增至1.68万亿美元、2518亿美元，增幅分别达到66.9%、86.1%（见图4）。尽管美国试图减少对中国部分商品的进口依赖，尝试从墨西哥、东南亚等其他市场寻求替代，但总体上仍难以实现“脱钩断链”。美国对中国实施“脱钩断链”不但威胁全球产业链稳定和安全，而且抬高美国商品进口成本，助推高通胀“易上难下”。同期，中国发挥全球产业链稳定器的重要作用，扩大对非美市场的进出口。统计显示，2017—2023年，中国的出口在美国进口中所占份额下滑7.7个百分点，但在非美国家进口中所占份额却提升2.3个百分点，支撑中国全球出口份额提升1.3个百分点。反映在中国企业跨国经营层面，调查显示，2023年有65%的被调研企业海外业务收入占比超过20%，有28%的被调研企业海外业务收入占比超过50%。展望未来，中国企业“出海”是大势所趋，但如何在“国际化2.0”时代取胜仍需要作出战略和策略选择。一方面，中资企业需要紧跟国家全球化战略布局，熟悉和掌握东道国的产业、金融和投资政策，避免盲目跟风，综合评估制定跨国经营和投资策略，有序推动企业“出海”，发掘新市场、利用新模式，扎根本土化经营；另一方面，应着眼于升级改进产品和服务，提升国际竞争力，在人才引进、管理优化等方面遵守东道国法律法规，尊重当地社会文化，提升中资企业在当地的口碑和形象。

提升中资银行国际化水平，积极服务中国企业“出海”。从中资银行海外布局来看，中国银行的境外分支机构数量达到531家，覆盖62个国家和地区，境外机构总资产占集团口径的25%以上；中国工商银行境外机构的数量达到416家，覆盖49个国家，境外机构的总资产占集团口径的10%左右。据调查，多数海外中资企业认为东道国提供的金融服务不健全、不完备，在向东道国银行、金融机构申请贷款的实际执行过程中存在较多制度性阻碍，严重妨碍了中资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中资银行除了提供基础的结算等账户服务，还需要进一步延伸到跨国投融资服务、人民币贸易和信贷、股权投资以及跨机构联合投资等服务；不但需要完善科技投融资模式，还需要加大跨境金融服务的创新力度，进一步推动国际化。具体来看，中资银行服务中国企业“出海”亟须做好三方面工作：一是优化海外机构布局，探索建立区域总部或区域中心管理模式，提高海外机构经营能力、盈利能力和运营效率，加强科技、人才等配套机制建设，满足全球中资企业金融服务需求。二是鉴于发达国家科技进出口管制以及各类制裁措施频出，有必要加强海外分支机构公司治理，加大风险合规审查、法律、廉政以及反洗钱等专业化建设，有效规避合规风险和次级制裁风险，为中资企业提供法律合规、汇率对冲等专业咨询服务。三是深化同中资企业的合作，加强与海外商会、当地公共部门、本地金融机构的合作交流，提升中资银行在当地的品牌知名度和国际竞争力，积极拓展国际业务合作机会，助力中资企业“走出去”和“引进来”，同时加强本地化经营，促进境内外机构资源协同、业务联动，提高中资银行的国际营收占比。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与所在单位无关） 

（作者系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特聘研究员）

责任编辑：张志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