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惠金融 | 中国农业银行蒋剑平等：中国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实践

作者：蒋剑平  姜 浩  朱 旭

 

近年来，在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下，我国普惠金融发展取得长足进步，金融服务覆盖率、可得性、满意度不断提升，既“普”又“惠”的中国特色普惠金融体系初步形成。站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新起点上，我们既要以史为鉴，认真总结普惠金融发展经验，更要面向未来，不断深化对普惠金融本质和规律的认识，持续加大数字普惠金融技术应用力度，探索构建效率、成本、风险、收益相平衡的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模式，继续做好普惠金融大文章。

 

普惠金融发展成效

 

 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明确提出“发展普惠金融”，标志着普惠金融成为国家战略，普惠金融进入了快速发展期。2015年，国务院印发《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开展普惠金融的顶层设计，明确了普惠金融的基本内涵。2023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将普惠金融列为“五篇大文章”之一，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普惠金融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战略地位持续提升。十年来，随着政治引领、政府推动和政策激励，我国普惠金融在覆盖广度、服务深度和模式创新、科技赋能方面成效显著。

 

多层次普惠金融供给格局基本形成

 

国有大型银行充分发挥“头雁”效应，设立普惠金融事业部和业务条线，建设普惠金融“五专”机制， 积极探索大行服务小微的新模式。2018年以来，大型商业银行普惠小微贷款余额从2万亿元增加到11.53万亿元，占全国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的40%；有贷客户数从390多万户增加到超过1175万户，在破解普惠金融难题中发挥了主力军作用。股份制银行聚焦优势细分赛道，发力模式创新，打造专业化、特色化产品服务体系。地方性银行坚持服务当地、服务社区、服务村镇定位，利用人缘、地缘优势深耕不同场景的小微企业，回归普惠金融业务本源。资本市场积极发挥权益支持作用，不断加大对种子期、初创期小微企业的股权支持， 满足不同市场主体特别是科技型企业的融资需求。

 

数字化普惠经营管理模式持续完善

 

在中国政府的主导下，G20杭州峰会通过了“数字普惠金融的高级原则”，倡导利用数字技术推动普惠金融发展。金融机构积极利用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新兴技术，全新构建数字普惠金融产品体系，重构信贷审批模式，推动普惠金融向线上化、自动化、智能化转型升级。不断强化数字化客户经营和服务，拓展金融服务渠道，提升场景金融服务能力，降低普惠金融业务成本，增强商业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丰富数字化风控手段，客户风险识别更加精准，2023年全国普惠型小微企业不良贷款率为2%，较2019年末降低1.22个百分点，普惠信贷资产质量保持总体稳定。

 

普惠金融服务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展

 

小微企业信贷供给稳步增长，融资服务可得性持续提升，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得到较好解决。截至2023年末，全国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为29.06万亿元，同比增长23.27%，增速较各项贷款高出13.13个百分点，近五年年均增速为26%。银行业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客户持续增加，融资服务覆盖面逐步扩大，截至2023年末，全国普惠型小微企业有贷款余额客户数为4311.92万户，同比增加424.2万户，占市场主体的23.4%，比2019年提升6.3个百分点。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数据，目前我国超过1.8亿市场主体中，普惠小微授信户数已经占到了全部经营主体的三分之一、占活跃经营主体的一半。商业银行持续向普惠客群减费让利，小微企业等市场主体融资成本不断降低，普惠金融满意度持续提升，2023年全国新发放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利率为4.78%，较2022年下降47个基点，较2019年下降192个基点。

 

中国农业银行（以下简称“农业银行”）作为普惠金融跨越式发展的重要参与者和推动者，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努力实现普惠金融效率提升、成本控制、风险防控、业务发展等多目标动态平衡，推进实施普惠金融数字化转型“四个一”工程，从数字化产品、数字化服务、数字化管理、数字化风控四个方面入手，打造数字普惠金融体系，推动普惠金融向线上化、移动化、自动化、智能化转型升级，逐步成为国内普惠贷款供给量最大、服务覆盖面最广、具备较强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金融机构。截至2024年3月末，农业银行普惠金融领域贷款余额为4.33万亿元，是五年前的6倍多，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为3.04万亿元，近五年复合增长率超过45%；信贷支持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等普惠小微群体超431万户，2018年以来增长6倍。

 

一是创建线上信贷产品体系。打造批量获客、自动审批、自主用信、集中风控的小微线上信贷模式。在法人领域，构建“小微e贷”线上产品体系，包含“微捷贷”信用类、“快捷贷”抵押担保类、“链捷贷”供应链类三大系列；在个贷领域，推出“惠农e贷”“惠农网贷”“助业快e贷”“商户e贷”等线上产品，满足个体工商户、农户的生产经营需求。

 

二是扩展线上线下协同发展的服务渠道。打造覆盖手机银行、小程序、门户网站等的“普惠e站”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平台，将开户预填、授信测额、贷款申请、综合服务等功能向线上迁移，为小微企业提供全天候、“一站式”、全流程金融服务。研发数字乡村云平台，搭建农村“三资”管理、智慧畜牧、乡镇治理等涉农场景。建设小微金融示范支行、特色支行，为小微企业提供专业化、精细化服务。

 

三是打造数字化经营管理平台。构建从数据到模型、从模型到线索、从线索到任务的数字化经营管理平台，实现任务下达、执行、反馈和监测的线上化、智能化。创新“超级工作台”“e企查”“电子名片”等数字化管理工具，为每一个小微企业客户建立公私联动关系数据库，提升金融服务质效。

 

四是构建智能化风控体系。成立全行集中的数字化风控中心，实时监测普惠金融业务运营情况，对可能出现的风险提前精准预警、及时处置。进一步提升普惠信贷风险管理的集约化水平和专业化能力，近年来累计集中处理1000多万条风险线索，大幅提升了风险管控效率。

 

普惠金融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成功经验

 

我国实现普惠金融跨越式发展，是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有机结合的典范。有为政府确定战略目标，为普惠金融发展提供政策支持、完善基础设施，以监管考核确保目标任务落地；各类金融机构创新发展模式，通过数字赋能降本增效，推动普惠金融业务实现商业可持续。具体有以下成功经验。

 

坚持政治引领

 

普惠金融专注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在扩大就业、拉动消费、改善民生、活跃经济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与经济社会整体的发展息息相关， 是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手段。普惠金融的内涵和价值理念与中国共产党的宗旨、社会主义国家的本质高度契合。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党中央对发展普惠金融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为普惠金融发展提供强大的政治引领，这是与西方国家发展普惠金融最根本的区别。坚持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既是过去中国普惠金融发展的成功经验，也是新时代做好普惠金融工作的制度优势和根本保障。

 

坚持政策引导

 

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等政府部门通过实施存款准备金优惠、定向降准、专项再贷款、免征普惠贷款增值税、中央财政补贴等激励措施，强化金融机构开展普惠金融业务的正向激励。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原银保监会）持续建立健全普惠金融考核评价机制、明确目标要求，从“两个不低于”“三个不低于”“两增两控”到“保量、稳价、优结构”，监管政策对普惠金融的考核越来越重视、越来越精准。货币政策、财税政策、监管政策协同联动，不断完善普惠金融激励约束“组合拳”，为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证。

 

坚持数字赋能

 

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显著降低了普惠金融服务成本，系统性地解决了普惠金融服务信息不对称、风险大、成本高等关键问题，使“长尾理论”在普惠金融领域得到有效应用。工商、税务、水、电、气、司法等各方面数据使市场主体信息更加透明，商业银行依托经过交叉验证的各类财务、非财务信息对企业进行把握，对客户进行精准画像，破解信息不对称问题。通过数据模型的深度应用，商业银行建立起反欺诈、风险监控预警等智能风险评价与防控系统，提升了贷后风险识别和计量的准确性。自动化信贷审批有效排除人工的不当介入与干预，减少道德风险，降低操作风险。金融机构以人工智能替代人工服务，优化了业务流程，实现了降本增效，网点和客户经理的服务效率更高、服务半径更广。以农业银行为例，通过实施数字普惠金融“四个一”工程，小微企业贷款审批效率从传统模式的2—3个月缩减到1—2天；客户经理管户的户数从最多不到15户，提升到最多200多户。可以说，数字化转型是中国普惠金融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关键一招”。

 

创新体制机制

 

作为信贷业务的直接经营者，银行客户经理更倾向于服务大型优质客户，对于风险较高、获益较少的小微企业，存在“不敢做、不愿做”的现象，这种现象曾成为制约普惠金融发展的重要矛盾。金融机构在监管考核引导下，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开展经营体制机制创新。比如，通过建立尽职免责机制，打消基层顾虑，增强“敢贷”信心；通过建立正向激励机制，优先匹配各类资源，激发“愿贷”动力；通过单列普惠信贷计划， 将新增信贷资源优先投向小微企业，夯实“能贷”基础；通过强化业务培训，提升普惠金融从业人员服务能力，提升“会贷”水平。这些政策制度创新，有效激发了普惠金融的内生发展动力，“敢贷、愿贷、能贷、会贷”长效机制初步构建。

 

建设诚信文化

 

诚信文化是中国社会信用体系的基石，是普惠金融良性发展的基本条件。在自由市场中，受到信息不对称制约，市场主体容易陷于“囚徒困境”，只追求短期利益最大化，发生“市场失灵”。近年来，中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信用中国归集各方信息，实行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征信体系覆盖广大市场主体和个人，使全社会形成了“一处失信，处处受限”的氛围，增加了失信者的违约成本，为信贷业务特别是线上信贷业务的快速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推动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的着力点

 

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做好普惠金融大文章。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必将迎来更多发展机遇，同时也将面临更大挑战。展望未来，要持续深化普惠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强化数字赋能、提升服务质效、夯实发展基础，围绕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主线，奋力开创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始终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普惠金融发展的方向

 

普惠金融事关国计民生、事关共同富裕。要从政治性、人民性的高度理解普惠金融工作的重要性，坚持普惠金融发展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成果由人民共享， 增强人民群众金融服务获得感。

 

要拓宽服务广度，在服务好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等群体的基础上，进一步把金融产品和服务向更多弱势领域延伸，积极为老年人、残疾人、新市民、初创企业、困难学生、低收入人群提供公平、安全、便捷的金融服务，加大对农村地区、偏远地区、欠发达地区的支持力度，让金融改革发展成果惠及广大人民群众。

 

要拓展服务深度，满足人民群众在普惠理财、普惠保险、普惠养老等领域的多元金融需求，切实加强对重大战略、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优质普惠金融服务， 创新对专精特新、战略性新兴产业、科创型小微企业的服务模式。

 

健全激励约束机制，强化政府的政策引导作用

 

一是加大政策、资源倾斜力度，充分发挥政府在基础设施建设、政策制度创新、维护市场秩序等方面的关键作用。二是统筹推进融资信用服务平台建设，发挥“信易贷”平台的公共信用评价功能，优化扩展央行征信平台的金融信用评价功能。三是加快涉企信用数据共享应用的法规体系建设，对持牌金融机构给予差异化的信用信息应用权限，简化授权要求和程序，推动涉企数据所有部门向金融机构开放更多数据，提升金融机构对普惠主体的风险判断能力。四是优化普惠金融风险分担补偿机制，健全政府性融资担保体系，稳步扩大再担保业务规模。五是加强治理协同，推动各类政策口径和标准互认互用，坚持短期激励和长效机制并重，根据经济周期、宏观环境动态调整政策制度。六是实施对普惠金融业务创新的差异化监管，对创新过程中发生的失误给予容错纠错机会，保护市场主体的干事创业热情。

 

坚持数字化道路，加速培育普惠金融新质生产力

 

未来金融科技的应用范围更广、程度更深、水平更高，人工智能有望成为金融科技在普惠金融领域深度应用的下一个技术风口，全面改变数字普惠金融服务的生态和格局。

数据是数字普惠金融的基础和关键，要夯实普惠金融数据资产，为客户信用风险判断、综合价值分析、风险统一管控提供全方位数据支撑，形成以数据驱动为核心的经营管理方式。要打造全流程数字化产品创新平台，全面深化“银税互动”“银商合作”，不断提升场景金融服务能力，实现基于多维动态数据的综合客户画像。要提升数据模型智能化水平，运用机器学习、深度学习、推荐算法、大模型、生成式人工智能等技术，将普惠信贷营销、准入、授信、贷后、合规等业务决策模型从经验规则模型全面升级到人工智能模型，实现模型能力代际提升。要持续优化业务流程和劳动组合，推动构建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的生产关系。

 

统筹发展和安全，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

 

坚持把风险防控作为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增强对重大风险的预判、应对和处置能力，确保普惠金融健康可持续发展。提高智能风控水平，建设覆盖风险识别、限额管理、风险预警、催收和核销全流程的智能化风控体系，将数字化风控嵌入贷前、贷中、贷后各个环节，推动风险管理由“人控”向“机控”“智控”转变。

 

强化对非法金融活动的监测和预警，落实小微企业客户尽职调查工作要求，推进客户身份初次识别、持续识别、重新识别，推动反洗钱、反欺诈相关系统功能的建设和优化。

 

持续完善普惠不良贷款处置机制，优化自主清收、诉讼追偿、呆账核销、不良资产证券化等处置手段，提高普惠金融不良贷款处置质效。

（作者单位：中国农业银行普惠金融事业部， 其中蒋剑平系该部门副总经理） 

 

责任编辑：张志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