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 | 中国共产党百年金融史的历程与启示

2022-07-29 10:53:40  来源: 《银行家》2022年第7期


作者:高惺惟 曹高航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我们可以向历史学精神,向历史求经验,向历史探未来。了解红色金融史,才能更好赓续红色金融精神血脉,不忘红色金融的初心,牢记红色金融的使命。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高度重视金融工作,保障金融事业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从支持革命战争,到创立新政权,再到服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金融业实现了一次又一次的跨越发展。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金融工作

 

革命战争时期金融事业的建立与发展

 

革命战争时期金融事业的萌芽是在农民运动中产生的。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党领导下的金融工作进行了各种有益尝试,开创了多个“第一”,为之后红色金融事业的开展积累了宝贵经验:发行的第一张股票——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发行的股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金融事业的初步尝试,为今后领导金融工作积累了宝贵经验;成立全国第一个革命金融机构——衙前信用合作社,作为全国第一个农民革命金融机构,为建立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金融体系进行了开创性的尝试;发行第一种红色货币——湖南省衡东县柴山洲村农民银行自主发行的软质白竹布币,在当地农户中拥有很高的信誉度,确保了货币流通的便利。

 

1931年11月27日,苏维埃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会议决定迅速筹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并选派毛泽民为国家银行首任行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的职能包括发行货币、代理国库、存贷款和票据贴现等。国家银行成立时注册资本仅有20万元,金库是10平方米的柴房,被称为世界上最小的国家银行。但这个最小的国家银行意义是重大的,奠定了我们党领导下中国金融事业的基石。在1932~1934年的短短几年时间里,国家银行、中央印刷厂、中央造币厂、国家银行金库等红色金融机构,为支持党的军事斗争、维持中央政府财政需要、支持根据地经济发展以及改善根据地人民生活做出了重要贡献,成为新中国金融事业之源,也为后人留下了一笔十分珍贵的红色金融精神财富。在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路上,挑在扁担上的国家银行发挥了重要作用,守护着红色金融的“火种”。在国共第二次合作之后,1937年10月,原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国家银行西北分行改名为“陕甘宁边区银行”,业务工作的重点就是为边区的军事、政治、经济服务。1948年1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成立,同日发行第一套人民币,在中国金融史上掀开崭新的一页,标志着我国集中、统一的金融体系初步形成,也标志着旧中国金融的结束、新中国金融的开始。各解放区的银行,都先后改组为中国人民银行的分行。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金融事业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党采取有力措施,接管官僚资本金融业,治理通货膨胀,实现了货币主权的完整。一是接管官僚资本金融业。对官僚资本金融机构,除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外,其他都被停业。根据“边接管、边建行”的方针,中国人民银行在接管官僚资本银行的同时,迅速建立了各地中国人民银行的分支机构。到1952年,一个由中国人民银行统一领导的银行管理体制已初步建立。二是人民币成为唯一的法定货币。新中国成立之后,为了保证人民币的顺利发行和流通,保证人民币本位制度的顺利建立,中央政府规定以人民币取代一切货币,人民币成为唯一的法定货币。三是形成“大一统”中国人民银行体制。经过“一五”时期的强化和集中,中国人民银行既是发行货币的中央银行,又是经营全国金融业务的商业银行。在形成高度集中的银行体制的同时,中国人民银行实行了“统存统贷”的管理办法,统一掌握全国的信贷资金,确立了高度集中的信贷计划管理体制。中国人民银行的分支行编制信贷计划,逐级上报审批,最后由总行统一平衡全国的信贷收支指标,下达到各地贯彻执行。到“一五”计划后期,基本实现了一切信用集中于国家银行,从而进一步加强了中国人民银行对资金管理的集中统一。中国进入“大一统”的国家银行体制阶段。

 

改革开放以来金融的变革与发展

 

改革开放前,受限于计划经济体制,银行通常被当作是会计和出纳机关,只是算账,没有真正起到银行的作用,银行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银行。邓小平强调:“金融很重要,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搞活了,一着棋活,全盘皆活。”他的这些话给了金融很高的定位,阐明了金融在现代经济中的核心地位和重要作用。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在邓小平同志“要把银行真正办成银行”思想的指引下,我国开始了有计划、有步骤的金融体制改革。我国建立了中央银行制度,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工商银行、农业银行、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等机构从中央银行中分离出去,中央银行集中力量研究和实施金融宏观政策。1993年11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金融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专业银行的商业化,就不可能按市场机制配置金融资源。1993年,国家计委将专业银行改称为“商业银行”。20世纪90年代初,上交所和深交所相继成立,直接推动中国资本市场迈出关键一步。改革开放以来,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现代金融组织体系、金融市场体系、金融调控和监管体系基本建成,对支持经济社会发展、深化体制改革和维护社会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深化金融体制改革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站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高度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高度上,金融改革发展取得新的重大成就。金融业保持快速发展,金融产品日益丰富,金融服务普惠性增强,金融改革有序推进,金融体系不断完善。人民币纳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人民币国际化迈出重大步伐。金融双向开放取得新进展,金融监管得到改进,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的能力增强。尤其是在2017年,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之后,成立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金融工作取得重要成就。一是金融逐步回归本源,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把为实体经济服务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全面提升服务效率和水平,把更多金融资源配置到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和实体经济多样化的金融需求。二是强化金融监管,提高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能力。宏观杠杆率过快上升势头得到遏制,结构性去杠杆持续推进。三是持续推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发挥市场在金融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动力系统”,其目标就是要让金融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让金融的活水能够恰好浇灌到实体经济之树,底线是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根本途径就是建立有效的资源配置机制,这个机制需要政府与市场“两只手”共同发挥作用。

 

中国共产党百年金融史的经验总结

 

党的需要就是金融工作的行动指南。回顾党和国家的发展历程,红色金融首先意味着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是党的宗旨在金融领域的体现;红色金融始终根植于人民,从井冈山走向全国,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是金融发展的指挥棒。金融是党经世济民和治国理政的重要工具,是上层建筑与国家治理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党的领导下,金融工作一直服从和服务于党的中心工作和中心任务,金融的目标与党的目标是一致的。金融工作坚持问题导向,致力于解决党和国家在不同历史阶段所面临的一系列现实难题。从创建革命根据地到北上抗日,各革命根据地银行“一心为战”,无论是在同国民党开展货币斗争、打破经济封锁方面,还是在保障战争供给、支持苏区经济发展方面,党领导下的金融工作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党的百年金融思想发展历程中,金融工作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人民立场,坚持为人民服务,坚持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坚持群众利益至上,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独立自主的货币发行权是红色金融事业成功的“法宝”。我们党在革命战争初期,就看到了金融的重要性。面对敌对势力对根据地的经济封锁,党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金融发展思想,将货币发行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建立自己的金融运行系统,这是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决定的。解放前的中国金融分崩离析,货币发行混乱不堪,有国民党发行的货币,有地方军阀发行的各种纸票,有各种钱庄、商号发行的商票,还有日本侵略者发行的各种伪币。日寇盘剥,军阀敛财,劳苦大众深受其害。在革命根据地,要想更好地发展经济,满足人民群众贸易往来的需求,需要有资金投入、周转、流通和借贷,需要红色政权发行自己的货币。

 

币值稳定是保持货币竞争力的根本保障。红色金融从一开始就明确货币发行要严格遵守发行纪律,要根据国民经济发展需要发行货币。在长征路上,红军每到一个地方都要发行红色货币,离开之前要进行货币回笼。在离开遵义之前,国家银行连夜用现洋兑换红军票。红军的负责任态度赢得了各地民众的信任,践行了人民货币为人民的理念。山东抗日根据地提供了较好的“良币驱逐劣币”的经验,即保持币值稳定,币值稳定的纸币会驱逐不断贬值的纸币。山东抗日根据地发行的北海币不以黄金白银、美元、法币为保障,却以根据地政府的信用和所掌握的物资作保障,注重对盐、油、粮食、棉花和布匹等重要物资的掌控,是对货币理论的一种创新,是货币的商品本位思想的体现,在那样一个年代能总结出这样一个理论十分难得。时至今日,依然有借鉴意义。

 

中国共产党百年金融史的启示

 

回首过去,岁月峥嵘;展望未来,任重道远。一百年来,几代金融人艰苦奋斗、勇于开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金融事业从无到有、由弱到强、不断发展壮大。我们的革命先辈用鲜血和汗水书写了一部波澜壮阔的红色金融史,为我们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以史为鉴,开创未来。今天传承红色金融先辈们的精神,首先就要传承他们一心向党、艰苦奋斗、坚忍不拔、无私无畏的创新创业精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已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这就赋予了红色金融新的时代使命。我国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时代对金融工作提出新要求、新挑战,金融机构党组织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金融家要传承好红色金融史的宝贵精神财富,更加坚定责任担当和历史使命,在金融发展的新征程上做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党的新贡献。

 

金融工作丢了价值取向会导致金融领域乱象丛生。金融是具有价值取向的,从根本上说就是为国家和人民利益服务的,“人民利益至上”是中国金融人的价值追求。金融业是经营金融商品的特殊行业,具有较强的公共性和社会性,金融风险具有较强的传染性和隐蔽性。如果金融不服务于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金融工作丢了价值取向,金融领域就会乱象丛生。近年来不断发生的影响金融稳定的事件很能说明问题。

 

金融须践行党的宗旨,金融家须提高政治站位。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全体共产党员发出号召:“牢记初心使命,坚定理想信念,践行党的宗旨。”中国共产党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了人民,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使命。金融工作理所应当践行党的宗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经济兴,金融兴;经济强,金融强。经济是肌体,金融是血脉,两者共生共荣。”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是国民经济的血脉,金融安全事关国家安全。金融工作必须在党的领导下开展,紧紧围绕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三项任务,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这就要求金融须践行党的宗旨,金融家须提高政治站位,必须坚持政治原则、坚定政治方向、保持政治定力。这里的政治,集中体现在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人民立场是党的根本立场,办金融不能忘了这个宗旨和立场。

 

“金融”属性要求金融家必须提高政治站位。金融行业比较特殊,经营的不是普通商品,而是货币等金融商品,具有高风险性、高负债性、金融资产价格的高波动性、金融资产的高流动性和金融体系的高信息不对称性等特点。金融资产价格的高波动性对违法违规行为产生一定的“激励”作用,加大了金融行业违法违规的风险。代理人追求高风险可能带来高利润,成功了代理人能够获得巨额收益,失败了风险却由委托人承担,严重侵害了储蓄者和投资者的利益。同时,金融资产的高流动性为违法违规行为提供了快速、隐蔽的变现渠道,外部监督者和金融机构之间也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性。金融行业的跨期交易和综合经营趋势为违法违规行为提供了隐蔽的通道。金融行业违法违规交易呈现长期性,加大了违法违规行为因果关系判定难度。特别是随着金融信息化的快速发展,以及银行、证券、保险等业务的相互渗透、相互交叉,加之金融创新层出不穷,为市场参与者提供了更多的投资渠道和产品服务,容易诱发规避监管、转嫁风险、圈钱套利等违规行为,导致其隐蔽性越来越强。

 

同时,我国金融监管存在“旋转门”效应和“主场优势”效应。“旋转门”效应是指金融监管部门和被监管机构的人员流通渠道是畅通的,监管人员为了更高的收入可以随时到被监管机构任职,金融机构的人员同样可以到监管部门任职。从经济人角度来看,金融监管部门的工作人员为了长远打算,必然会与被监管机构“处好关系”。“旋转门”模糊了监管部门与被监管机构之间的界限,影响了监管部门保护金融消费者的职责。“主场优势”效应是指像体育比赛中裁判会偏向主场球队一样,金融监管部门一样会偏向金融市场中的“主队”——金融机构,因为他们更希望自己的所作所为得到同行“圈子”的认可。这同样导致监管者在追求自身声誉最大化的过程中,偏离了监管的目标。

 

综上所述,金融领域的特殊属性增加了防范金融风险的难度。为了更好维护金融稳定与金融安全,需要发挥我国的制度优势和政治优势,要求金融家必须提高政治站位,按照中央全面从严治党的要求和巡视全覆盖部署,充分发挥巡视利剑作用,坚决遏制金融领域的违法违规行为。

 

市场化改革是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动力源泉。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进一步完善资源配置机制,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不断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和汇率市场化改革,就是为了更好发挥价格“指挥棒”的作用。利率市场化改革的目的是完善金融资源的配置机制,中央银行将利率、汇率等定价权交还给市场,通过市场化手段调节利率、汇率,但不能进行行政干预,以市场化的手段引导利率,更好服务实体经济。汇率市场化改革有助于汇率水平趋于均衡,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完善资本市场制度建设,应以市场化、法治化、透明度建设为方向,更加注重投资者保护,更加遵循市场规律,提高违法成本,以更加严格的监管规范市场。大力推动以注册制为重点的资本市场改革,只有注册制才能真正实现金融资源的市场化配置,才能让资本市场成为投资者与上市公司自由选择的平台。

 

推动普惠金融才能更好践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在中央苏区时,毛泽东对“高利贷盘剥”给底层民众的压迫之苦体会深刻。“反对高利贷”成为建党初心和纲领在金融领域的体现。百年前的红色金融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与新时代普惠金融是相通的。普惠金融就是要让弱势群体也能够享受到及时、方便、高质量、价格合理的金融服务,让每一个人公平地拥有享受金融服务的权利,是金融业服务于人民的一种创新。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发展普惠金融”写进了党的决议;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强化普惠金融”,同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又明确指出要“大力发展普惠金融”。中央对普惠金融一以贯之的重视,从“发展”到“强化”再到“大力发展”,表明了中央对构建我国普惠金融体系的坚定决心和态度。为了更好地推动普惠金融,需要构建多层次、广覆盖、有差异的银行机构体系,积极引导商业性金融机构向普惠金融倾斜,发挥好政策性金融机构为普惠金融兜底的作用。

 

稳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才能更好维护国家利益。2018年以来,美国先后对中国实施了贸易制裁、科技制裁和金融制裁,接下来有可能利用美元作为核心国际储备货币的优势实施更大力度的制裁。美联储为了挽救低迷的经济,在一定程度上纵容了货币的滥发,不断扩表增加了全球发生通货膨胀和金融危机的风险。长期以来,美国总是刻意淡化“金融的价值观”,利用美元作为核心国际储备货币的特殊地位,在全球“剪羊毛”,使其他国家的货币主权受到美元霸权制约。出口导向型经济使我国积累了大量的美元储备,不得已又购买了大量美国国债,人民币的发行受制于美元储备,国家的金融安全受制于美国的货币政策。信用纸币体系的最大缺点,就是存在不受控制滥发货币的风险。如果不能控制住货币发行的数量,就会导致恶性通货膨胀的发生。在我国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背景下,需要一个拥有自主政策空间的货币发行体系,稳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至关重要。人民币国际化,既是中国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而推出的一项制度安排,通过让人民币成为贸易计价结算货币、金融交易货币和各国央行的官方储备货币,实现规避美元风险的目的;也是全球经济发展再平衡的需要,人民币需求增加,不仅有助于分散各国外汇储备的风险,而且从长期看将减弱对美元的系统性依赖。

 

战争时期根据地的货币斗争经验,对于正确认识货币流通规律,在保持人民币币值稳定性的条件下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有较大的借鉴意义。我们党在革命战争时期就积累了进行货币斗争的经验,红色货币与其他货币进行斗争合作,其复杂性与今天的国际货币领域不相上下。在这方面,山东革命根据地形成的“坚决停用法币,禁用伪币,建立独立自主的货币制度”的经验对今天的金融工作至关重要。山东抗日根据地为了适应形势需要,由依靠法币转向驱逐法币,对稳定根据地的物价有积极影响。山东抗日根据地坚持货币主权,建立独立自主的北海币市场,同法币作斗争的经验,对今天我国应对美元霸权、坚守人民币的主权信用仍有借鉴意义。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

 

责任编辑:魏敏倩